音像生活曾经这样(精)/格雷厄姆·格林文集格雷厄姆·格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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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04-1991），21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传奇大师。67年写作生涯，创作超过25部小说，被评为20世纪大师级作家。1950年，初次获得诺贝尔奖提名。1976年，获美国推理作家协会大师奖。1981年，获耶路撒冷文学奖。1986年，由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功绩勋章。 格林一生游历于墨西哥、西非、南非、越南、古巴、中东等战乱之地，甚至任职于英国军情六处，从事工作，并以此为背景创作小说，关注人灵魂深处的挣扎与救赎、内心的道德和精神斗争，被誉为20世纪人类意识和焦虑的很好记录者。 至今，每年格林生日期间，在格林出生地——英国赫特福德郡，都会举办为期四天的格雷厄姆·格林靠前艺术节，优选的格林粉丝齐聚这里参加纪念格林的活动。

\\\\\\\\\\\\\\\\\\\\\\\\\\\\\\\\\\\\\\\\\\\\\\\\\\\\\\\\\\\\\\\\\\\\\\\\\\\\\\\\\\\\\\\\\\\\\\\\\\\\\\\\\\\\\\\\\\\\\\\\\\\\\\\"【精彩书摘】：对一个年轻的小说家而言，除去在一张相当保守的报纸干上几年理编辑，我还真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生涯。工作时间从四点到午夜时分，这样，刚刚酣睡醒来的他就可利用上午的时间做自己的事情，而让办公室在他已经疲乏的当儿才用上他。他的周围都是敏慧又合群之辈，生活经历比他丰富。他不是一个人封闭在小屋子里，苦苦咬文嚼字。除了偶有赶稿的例外，即便在上班过程，也有时间读书和谈天说地(我们中的多数人都自带读物，可在两版报纸的间隙阅读)。工作本身也并不单调乏味，倒是像做拼字游戏，将同样的字母不断组合成为不同的词。四点钟的时候，没人知道夜晚会发生什么事，死神也不按寻常的时刻表行事。
年轻的编还常可多少洞悉名人的虚荣。J·M·巴利做演讲前总要寄份打字稿给《泰晤士报》，其中有些段落，听众们肯定会以为是作家兴之所至的临场发挥。(他的演讲总是以人称逐字刊出——如此殊荣除他之外只归首相。)“我看见坎特伯雷大主教朝我这边不以为然地一笑，不怀好意地摇一摇头……”我会在四点半的时候读到这篇十点钟才做的餐后演讲。莫非大主教会得到一份提示稿?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是发现投来的稿子里作者无意中用上有伤风化的内容——倒也可能并非完全无意。艺术评论家查尔斯·迈里奥特一直试图——要不，在人眼里是这样，悄悄塞进一些什么，而当时恰逢海德公园因为契欧扎·牟尼 ChiozzaMoney，著名报人，曾涉嫖妓丑闻，且牵扯总监。而屡见报端，读者来信版编辑便自作主张，用上了“堵塞海德公园”的标题。
年轻的文字工作者在有趣又不苛求的条件下工作，学到不少对从事这一行业极有价值的教益。他们把记者的套语删去，把报道压缩到短篇幅而不损其要旨。经过如此学徒般的训练，谁也不会写出文风枝蔓的东西。这与斤斤较字稿酬的作者恰恰相反。
那段时光对我重要的人物是编部经理乔治·安德森。上班周，我就恨他，但是三年还没过完，我几乎开始喜欢这个人了。他是个矮小的上年纪的苏格兰人，满面红光，说话简洁又不失幽默。 原注：以下这个典型例子是《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编辑阿瑟·克鲁克先生提供的。“E·考尔斯顿·谢珀特，《泰晤士报》前任航空记者，有次告诉我说，他精心写成的一篇报道给砍得支离破碎。他悻悻然向安德森告状，说稿子给删得不成样子。‘删得很多，亲爱的谢珀，确实很多。谈不上不成样子。是我删的。’”他用讥刺来激励新来的编努力工作，有时竟使我有仿重回学校的幻觉。五点半的时候，我会松一口气，因为一到这时，酒店开门了，他总是从衣帽架上取下自己的高顶礼帽去自己中意的酒吧喝上一杯，消失三十分钟。这时，他的位置便由谦谦有礼的毛德上校取代。毛德顾虑多，给新手布置的活儿总是不会你能力的极限。倘若让他当部经理，我看自己只有写写新闻摘要中短小文字的份儿，难得再进一步了。钟鸣六点，安德森回到办公室，挂回礼帽。这时，他已满面通红，倒是与他常年缀在纽扣孔里的玫瑰相得益彰。他一眼扫过我的那篇标题也许有些夸张的文稿，尖刻批评几句，不过酒后的批评总是带上些许友好的善意。就这样，两年多的时光逝去，在我的小说《内心人》被一家出版社接受之后，有个工作清淡的夜晚，因为那晚的十点钟版，几乎没有足够撑满国内版面的新闻。那天晚上，我才认识到，一个壮志未酬的诗人也曾掘壕防御，对付令自己失望的刻薄。安德森年轻时发表过法国象征派诗人雷恩的翻译。他把译作寄给了住在伦敦珀特尼区松林的史文朋，曾在那里受到与史文朋同住的沃茨邓吞的茶点招待和褒奖，可我不认为他被允准见到诗人本尊。 沃茨邓吞正史文朋戒酒，代史见客，与此有关?。安德森后来再没提过这件事，可我从他身上感受到久经风霜的父辈对于另一个年轻同事的担忧。年轻人出了本书就会飘飘然，须知日后还会像他本人那样遭受挫折。我去辞职时，他花了好长时间跟我磨嘴皮子。在我看来，阻我离去的真正理由是，他预见到写小说不一定总能成功，我像他本人一样，需要一种平静而有保障的生活，譬如五点半开门的酒吧，还有炉栅内落下的煤块。
没有群体——甚至不包括在德国闪电战期间在高沃街我的哨位上的防空员们，或者后来特工部门的同事——像他们那样深深植根在我的记忆中，尽管名字都已尽忘。说不定年轻人所操的份真正的职业都有这种效应：蜡上的印模再也不会深到那种地步。即使仅仅短暂打过交道的人也留下印象，如总编杰弗雷·道森(不管此人后来采取的绥靖政见，我只记得他对年轻同仁友好)、外交通讯记者弗拉基米尔·包利奥考夫。后者戴一顶宽檐超长的灰色洪堡小礼帽，常来我们办公室核对文档，到哪里都带着一副世故极深和神秘莫测的态度(他为什么不在隔壁自己应属的驻外记者办公室里阅读文档?也许，出于隐秘难言的原因，他希望保持国籍不明)。还有医药版通讯记者麦克内阿·威尔逊医师，在我看来，与说精通医学，不如说他是拿破仑专家。我在报馆的年，突然出现一位后来成为主编的拜灵吞沃德，冷漠又自以为是，不到年纪早早脱发。他像种无声的威胁，说明又可解地占了和蔼可亲的副主编莫雷·勃拉姆维尔的办公室。如今回忆起来，此人圆滑又自信，派头就像法国王太子，可我当时就把他看作狄更斯笔下《马丁·翟述伟》里的坏蛋佩克斯尼夫，当然佩氏有一头好发。再往后，我命运不济，有意重回《泰晤士报》时，他写来一封连佩克斯尼夫都会望尘莫及的信。“你走以后，”他用上使人依稀联想到朗费罗的笔法，“帐篷已经折叠，大家都已前行。”那年夏天，我完成了我的第二部小说，写信给母亲：“事情成败的关键在于把稿子誊打一遍。为了防止残缺，非得有两份稿子不可。你能预支我五英镑吗?我会以每周十先令的利率偿还。”结果五英镑完全浪费，但愿母亲的债，我当年确实还了。我把打字稿交付海涅曼出版社。那是1926年7月的事。对方回信确认稿件收到之后，久久杳无音讯——仿稿子掉进编室的炉火，不可复得了。月复一月过去……新年到了……接着是二月……三月……我甚至已着手第三部，只不过很快就放弃了。那是部侦探小说，一大堆没有写完的作品中的部，题目叫做《疯狂的阿拉伯》。书题取自多提疑指CharlesMontaguDoughty。作品，故事却是从伦敦的一个公共汽车站写起，而且不准备写到英格兰中西部各郡之外的地方;《穿越边界》是个非洲故事，序幕在伯克汉姆思黛德;还有一部学校小说，讲的是一个怯懦的男童如何敲诈处处保护着他的老师;《安全感》是小说……时至今日，虽说我已完成此书的四分之一，我仍无把握是不是会把它写完。
我仍相信那侦探故事是巧具匠心的。一名年轻家庭女教师被发现遭人谋杀，死在乡下大宅中。诡奇的线索太多，难倒了警方。惟有当地的一位教士看出一个孩子的心理，知道纷乱的头绪引向何方——引到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身上：她深爱的家庭教师爱上一个男人，于是杀人犯罪。教士自然没有告发小女孩……如今我已能把自己短短几年生活中纠结的线头理清：我妹妹的家庭教师，对她未来丈夫的嫉妒，也许还有哈斯暾大宅中的漫长暑，甚至还有屈罗劳普神甫以及我新近皈依的情节。可是倘若当时有人问我，我会说小说与我的生活毫无关系。
还是处于对自己完全无知的状态，这样，遗忘就容易。让失业工人继续在沃克斯豪尔桥大街的酒店麇集，让搞绑架的歹徒从海德尔堡冲出，向边境推进。这些全无危险，可以忘得干干净净。我们该把被遗忘的人和事留给黑夜。有，要是这些人事设法进入书本，那也不应是我们默许的结果，而应以伪装的面目出现，见了也认不出来。小说中写了所有一眼可以认出的生活经历，那只是报导。报导当然也有一席之地，但那是不重要的地位，至多提供一段轶事，在叙述中填补若干空白而已。报导完全有理由可以充作铺垫，有时候想象力不够用了，不妨利用一下。也许，小说家比之人，具有更强的遗忘能力——他必须忘却，不然就神思枯竭。他所遗忘的恰恰就是想象力的肥料。投往海涅曼的稿子如泥牛入海，八个月没有一点儿消息。我写信去提醒他们，有这么一部我的打字稿。其实我毫不怀疑，写信也改变不了运势，所以没隔多久一个鼓鼓的邮包递到时，我并不惊讶。信是董事总经理查尔斯·伊宛斯本人写的，对拖宕耽误表示歉意。社内有两种互相矛盾的报告，所以他决定自己读一读作品。如今，尽管他个人觉得有意思，他只能道歉……同时，他又说希望我能把下一部作品寄他一读。我也看得明白，这只是对一部随手往边上一扔的书稿常规的礼貌回答，可我竟初出茅庐，听了他的话，竟大受鼓舞，书稿再不往出版社投寄，认准了海涅曼。我打定主意，再写一本小说，要是这第三部书跟前面的作品一样不成功，就永远放弃奢望。我在《泰晤士报》站稳了脚跟，明年就有可能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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