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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像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王明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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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版自序2008年版自序:化陌生为熟悉序(李亦园)前言文本与田野说明社会篇章 地理环境与人群第二章 村寨与城镇生活第三章 族群认同与区分第四章 结构下的情感与行为历史篇第五章 羌族史:典范与解构典范第六章 羌族史的再建构:华夏边缘观点第七章 本土根基历史:弟兄祖先故事第八章 羌族认同与英雄祖先历史文化篇第九章 古羌人文化:事实、叙事与展演第十章 当代羌族认同下的文化再造结语 历史的创作物与创作者参考书目谢词2008 年版追记
王明珂著名历史人类学家,1952年出生于南台湾黄埔军校旁的眷村,台湾师范大史系硕士(1983),美国哈大学东亚系博士(1992),台湾“中研院”第30届人文社会科学组院士,曾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长期从事于结合华夏与华夏边缘,以及结合人类学田野与历史文献的中国民族研究,其多点、移动的田野考察遍及青藏高原东缘羌、藏、彝族地区。主要著作有《华夏边缘》《羌在汉藏之间》《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游牧者的抉择》《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以及《寻羌》《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等田野杂记及随笔集。
历史的创作物与创作者在本书中,我介绍一个居于汉、藏之间的民族——人口只有约20 万的羌族。这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也是一个新的民族。他之所以古老,是因为三千多年来一直有些西方“异族”,被商人或历代华夏(古代中国人)称为“羌”;无疑他们的血液与文化,或多或少的,曾流入当今许多被称为羌族或氐、羌系民族的中国边缘人群之中。从另一角度来说,这却是一个新的民族。因为凝聚当今“羌族”的历史记忆,包括对“羌族”这个民族称号的记忆,都在近数十年来才成为川西北一些人群的本土知识。然而,羌族却不是一个奇特的民族。在前言中我曾提及过,西曼与格里福所言历史人类学的两大主题:“过去如何造成现在”,以及“过去之建构如何被用以诠释现在”。这两大主题,在关注“历史”与“民族”等主题的人类或史学研究中,几乎是说明“民族由来”的两个没有交集的诠释模式。在有关中国民族或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这便是“历史实体论”与“近代建构论”之争。由“羌族”研究所得,我对此的看法是:与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一样,羌族是历史的创作物,也是历史的创作者。作为历史的创作物,无论是汉代的河湟西羌、唐代的西山诸羌、20 世纪前半叶的羌民,或是当今的羌族,都是历史与“历史”的产物。这历史,也就是我所称的华夏边缘的历史;“历史”,则是在此历史中,人们(汉与羌)所建构、认知的“历史”。作为历史的创作者,他们也创作历史与“历史”。被汉人视为“羌人”或“羌族”的人群,以各种表征与行动,来响应其相对于汉、吐蕃或藏的边缘地位,因此缔造种种历史事实(如,或聚集诸部与唐朝、吐蕃对抗,或成为汉、西番或藏)。同时他们也创作“历史”,以诠释、建构其内部各群体间的或相对于汉人的族群本质。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与“历史”中,“羌”成为汉、藏间一个漂移的、模糊的边缘。一、 华夏边缘的历史与“历史”古今华夏心目中的羌人与羌族历史,事实上并非某一民族实体的历史,而是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这个华夏边缘的历史,是当前羌族的历史,也是华夏历史的一部分。近代羌族成为一个中国少数民族,并非只是近代中国知识精英的发明或建构。因此,我难以认同“历史实体论”与“近代建构论”之说。以华夏边缘历史来理解羌族,我们可以说,由“羌人”到“羌族”至少经历了三个过程。一是“羌”为汉人观念中西方异族与族群边缘。由商到东汉,这个族群边缘随华夏的扩张逐步西移,终于在东汉魏晋时在青藏高原的东缘形成一个“羌人地带”。后来在隋唐时吐蕃政治与文化势力东移的影响下,以及唐朝与吐蕃在此进退相持之下,这个羌人地带大部分的人群逐渐汉化或“番化”(在汉人的观念中),因此“羌人”的范围逐渐缩小。到了民国初年,只有岷江上游一带较汉化的土著,仍在文献中被称作“羌民”。二是受西方“国族主义”影响,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与文化记忆遗存中重新调整华夏边缘(此时亦是中国边缘),以建构新国族。汉人成为此国族的核心,古代所谓的“四裔蛮夷”则成为边疆少数民族。清末民国以来的中国民族志与民族史研究与书写,一方面说明这些少数民族的落后与边缘,一方面说明他们与汉族间长久以来的弟兄民族关系。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关“羌”的历史记忆被建构成“民族史”的一部分;岷江上游人群的文化与习俗,也被探索、描述为“羌族文化”或“氐、羌民族文化”。第三个过程是,近代以来岷江上游本土知识分子的我族建构过程。在各种外来观念与历史文化记忆影响下,以及在新的经济与政治环境下,岷江上游与北川的部分民众逐渐接受或争取成为羌族。本地知识分子也在汉与本土社会记忆中,以及在“英雄祖先”与“弟兄祖先”两种历史心下,学习、选择与建构他们心目中的羌族历史,选择、建构与夸耀他们的羌族文化。通过一层层的历史与文化之学习与夸耀,羌族成为一建立在本土认同上的民族。由华夏边缘观点来了解“华夏”或“中华民族”,我们也可以将此“华夏边缘历史”分为三期。首先,由商至汉晋时期,以“羌”为表征的华夏西部族群边缘,随着华夏的西向扩张而西迁,终于移至青藏高原东缘,这是“华夏西部族群边缘的形成与漂移期”。其次,由唐至清,在汉人心目中西方可称为“羌”的人群愈来愈少,而相对的“番”愈来愈多,显示华夏西方族群边界逐渐深化与鲜明化,此为“华夏西部族群边缘的深化期”。,晚清到1980 年代,可以说是“华夏西部族群边缘的质变期”。在此时期,通过语言史学、民族学等所建立的“羌族”“羌族史”“氐羌系民族”“藏缅语族羌语支”等知识,使得旧羌人地带上的非汉族群成为各个少数民族,联结在中国国族网络之内。此也便是在民族主义下,中国知识分子唤回汉晋“羌人地带”记忆,并通过新学术书写重新糅化、模糊化此华夏西方族群边缘,由此将藏、羌、彝等“少数民族”纳入“中华民族”边缘内。这个变化,以及当代羌族、彝族等的自我历史与文化建构,共同创造了新华夏边缘,或更准确地说,应是中华民族边缘。在历,华夏不断地想象、界定与描述西方异己“羌人”。这些描述,作为一种活化的社会记忆,也影响华夏与“羌人”间的互动。“历史”影响、缔造历史,并造成新的“历史”(记忆与叙事)。虽然华夏不断地描述、记录他们心目中的“羌人”,然而完整的并成为社会典范记忆的“羌人历史”,在中国历似乎只出现过两次。汉晋时期,部华夏观点的“典范羌族史”被编定,那便是《后汉书· 西羌传》。此后直到清末,各部中国正史中都没有介绍“羌人”及其历史的专章,也就是说,没有“典范羌族历史”再被华夏书写、保存与流传。再来便是,由20 世纪初始,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书写中的羌族历史建构;基于这些片段的研究,终于在1980 年代,几种典范的“羌族史”被完成。这不只是一种新的典范羌族史书写,相对于《后汉书· 西羌传》来说,也是一种新的文类(genre)创作。上述两种“典范羌人历史”书写之间,相隔了近1700 年之久。这显示,以“羌人”来表述的“华夏”的西部族群边界,经历了两大阶段变化。阶段,此华夏西部族群边缘形成于后汉魏晋之间,《西羌传》描述、表达此族群边界。在此文献中,华夏想象、描述这些西部异族是被华夏圣王“舜”驱逐到边区的“三苗”后裔,也是姜姓的一个支族,其豪酋家族又是中原去的一个逃奴“无弋爰剑”的后裔。第二阶段,在近现代的“羌族史”叙事中,羌族是炎帝、共工的后代,其后裔除了羌族之外,目前还广布于汉、藏、彝与所有西南氐羌系民族之中。经由语言、考古、体质与民族学知识之,各民族间的紧密历史关系被建立起来。由这些古之华夏与今日中国人对“羌”的历史叙事来看,三苗之后的羌人,是华夏心目中的“夷狄”;炎帝之后的羌族,则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少数民族”。对古之华夏来说,“夷狄”是在边界外的异族。对今之汉族来说,“少数民族”是权、疆界内的边缘族群与兄弟民族。如学者所言:“文类”反映与建构“情境”。在此,“文类”的转变,也反映与造成新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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