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新书]文脉 我们的心灵史王充闾9787301304617

序章

003篇中华传统文脉

章基因:大道之行

023第二篇大道之源

036第三篇非常道

064第四篇万世师表

076第五篇《诗》中至美

088第六篇逍遥游

101第七篇燕赵悲歌

109第八篇魅力工匠精神

第二章自觉:性本爱丘山

117第九篇大风歌

133第十篇人伦遭遇政治

141第十一篇洛阳年少

148第十二篇凤求凰

160第十三篇人间正道是沧桑

171第十四篇自在心

183第十五篇另类六朝人物

第三章大气：扶摇直上九万里

199第十六篇唐僧形象

209第十七篇逃禅

222第十八篇千古文章未尽才

230第十九篇百年歌自苦

247第二十篇“文宗”求仕

257第二十一篇风雅大宋朝

271第二十二篇无字碑

284第二十三篇灵犀

303第二十四篇魂断五国城

318第二十五篇枉凝眉

327第二十六篇孤枕梦寻

337第二十七篇道学家的矫情

346第二十八篇何人说断肠

第四章平淡：人有悲欢离合

357第二十九篇一代天骄

379第三十篇狮山梵影

396第三十一篇要留清白在人间

402第三十二篇画家多诗人

417第三十三篇龙湖之会

424第三十四篇宦祸

437第三十五篇初心意味长

453第三十六篇拷问灵魂

466第三十七篇词心

482第三十八篇两千年的“梦”

492第三十九篇深情者

500第四十篇末世之累

521第四十一篇长夜先行者

末章

533第四十二篇家国天下

王充闾，中国当代散文大家。辽宁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南开大学等校兼职教授。曾任辽宁省委宣传部部长、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并任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评奖委员会主任。早年接受系统的国学教育，大学毕业后做过教师、记者、官员，人生阅历、社会经验极为丰富，是当今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通才”，著作多部，翻译成多种文字，影响广泛。享有“南秋雨，北充闾”之誉。

《光明日报》：王充闾是与余秋雨、梁衡等大家齐名的当代有名散文家，其作品被海内外各界大众读者所欢迎，素有“南余（秋雨）北王（充闾）”之称。作者既在私塾接受过系统的传统国学启蒙，又进入学校接受新式教育。其作品因厚实的文化底蕴及情感深度被屡屡选入多省市中小学语文阅读理解试题及语文读本。提笔落句宛若信手拈来，情感深挚自然毫无矫揉造作。《辽宁日报》：王充闾以散文创作而扬名，一部部沉甸甸的作品奠定了他在文坛上的地位。他的历史文化散文，分析人物，解读事件，剖析问题，评述公正，这是一种文化的自觉，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更是一个人学术修养的很好表现。他在少年时代曾接受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有扎实的古诗文根底，这样的经历深刻影响了他的人生历程。对于当下传统文化教育的状况和问题，他有深入的观察与思考。中宣部党建网：作为“鲁迅文学奖”得主，王充闾先生幼年接受过系统的国学教育，文史功底十分扎实，其学养之深厚，在当代作家中是拔尖的；他的散文作品，特别是历史文化散文，向来就以渊深、博雅、厚重享誉于文坛。

第十九篇百年歌自苦1晚年的“诗圣”杜甫，孤凄无依，“漂泊西南天地间”，过着“天边老人归未得，日暮东临大江哭”，去留两难，备受煎熬的惨淡生活。十年间，他先是流寓川渝大地，后因思归心切，扁舟出峡，转徙荆楚，浪迹湖湘。但由于时局动乱，生计艰难，北归无望，生命的最后两年，不得不以多病孱弱之躯，辗转于衡岳之间，或为孤舟摇荡，或为鞍马劳顿，辛苦备尝，终日不堪其苦，最后病死在潭州驶向岳阳的一艘小船里。
这说来也是够凄惨的。
唐代宗大历四年（769）春节一过，杜甫就开始了自岳阳经潭州（长沙）前往衡阳的行程，前一段走的是水路，趁着桃花汛发，从巴陵县启航，再经洞庭湖、青草湖，驶入湘江。船上，诗人写了一首五律，题曰“南征”：春岸桃花水，云帆枫树林。
偷生长避地，适远更沾襟。
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
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 这首诗首联交代起帆时节和沿途所见，以春色撩人的美妙景色作衬托，反衬南行的凄苦生涯与悲凉心境。颔联表现诗人“晚岁迫偷生”，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艰辛境况。“避地”谓迁徙以谋生避祸。颈联讲他即使在抱病南行之日，也没有冷却报效朝廷的热忱。“君恩”句，是指他在成都时，经严武表荐，代宗曾诏授检校工部员外郎一事。尾联“卒章显其志”，为一篇之警策。他一生的悲剧尽在这十字上，凄怆、悲苦之情跃然纸上，令人不忍卒读。
“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两句，可说是诗人对自己一生作为、当时心境及悲剧命运的总结，更是长期郁积胸中，无以自释，至死都此恨难平的痛苦悲鸣。这里饱含着血泪、浸满了酸辛、充盈着凄苦、渗透着不平，意蕴极为深厚，却以淡淡的十个字出之。
“百年”者，一生也。“歌”，吟咏，意为写作诗文。“苦”字，刻苦、劳苦、勤奋之意。杜甫之所以能够“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被后代奉为“诗圣”，固然有其天纵之才，聪明早慧，“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壮游》），但他又是古代诗人中刻苦磨炼、镂肺雕肝、笔补造化的典范。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连“诗仙”李白都说他：“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戏赠杜甫》）漂泊西南期间，他写作《解闷》组诗，有一首是自叙其作诗甘苦的：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
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
诗中提到了他曾师法的南朝四位诗人。全诗大意是：依靠什么来陶冶性情呢？就是在成诗之后，诵读长吟，反复修改，锤炼字句，从而达到理想的效果。既做到谙熟（古与“孰”通）、精读谢灵运和谢脁的绝妙诗篇，尽量得其能事；又认真学习阴铿和何逊刻苦用心、不懈钻研的精神。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注释：“自言攻苦如此。”翁方纲在《石洲诗话》中也说：“欲以大、小谢之性灵而兼学阴、何之苦诣也。”在这两位清代评论家之前，东坡居士早就指出：“老杜言‘新诗改罢自长吟’，乃知此老用心最苦，后人不复见其剞劂（指雕词琢句），但称其浑厚耳。”杜甫晚年流寓川渝大地，转徙荆楚，浪迹湖湘。“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可说是诗人对自己一生作为、当时心境及悲剧命运的总结，更是长期郁积胸中，无以自释，至死都此恨难平的痛苦悲鸣。他这样一位超凡拔俗的“诗圣”，在生前却并未获得应有的重视。诗人歌自歌，苦自苦，竟然没有见到知音之人！正是由于“耽佳句”“苦用心”，因而杜甫之诗被后世诗人无上推崇。现以宋人为例：王安石编《唐宋四家诗》，杜诗被列在首位，许之以“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绮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蕴藉若贵介公子者。盖其诗绪密而思深，观者苟不能臻其阃奥（深邃的内室，比喻学问、事理的精微深奥所在），未易识其妙处，夫岂浅近者所能窥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尔后来无继也”。在苏轼看来，“古今诗人众矣，而子美独为首者”。秦观也说：“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作不及焉。”岂料，就是这样一位超凡拔俗的“诗圣”，在他的生前，却并未获得应有的重视。诗人歌自歌，苦自苦，竟然没有见到知音之人！
在唐代，唐诗即有选本，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要算是《河岳英灵集》与《中兴间气集》了。它们分别选入二十四家的二百三十首诗和二十六家的一百三十二首诗，其共同之点，就是都没有选入杜诗。前者编选人为进士殷璠，据学者考证，时在玄宗天宝十二年（753），当时杜甫已四十二岁；后者编选人为高仲武，时在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其时杜甫已辞世九年。如果说，《河岳英灵集》成书较早，漏掉杜甫，还说得过去的话；那么，《中兴间气集》所选诗作正值肃宗朝至代宗大历年间，其时杜甫诗歌创作处于辉煌夺目阶段，仍未入选，可就难以理解了。唯一的缘由，应是杜甫在世之日甚至去世一段时间内，其诗歌价值并未引起时人的足够重视。
这里还有一件小事，就在《河岳英灵集》编成的前一年秋天，杜甫曾与高适、岑参、储光羲、薛据同登长安慈恩寺塔，五人皆有诗作。其中，同为著籍河南、小杜甫三岁的岑参，诗的标题为“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高适与作者岑参都是“边塞诗”人，题目中专门点出，亦属常情；可是，点出薛据（弟兄几人都是进士），却不及杜甫，这就有些奇怪了。那么，要论这次登塔诗作的质量呢？清人杨伦有言，杜甫之诗“视同时诸作，其气魄力量，自足压倒群贤，雄视千古”（《杜诗镜铨》）。
这种情况，到中唐后期发生了改变。此前，是李白诗名高于杜甫；从元稹、白居易开始，颠倒了过来，他们首倡“扬杜抑李”之说。宪宗元和八年（813），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杜君墓系铭并序》说：“诗人已来，未有如杜子美者”；“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意思是，至于杜甫，大概可以称得上上可逼近《诗经》《楚辞》，下可包括沈佺期、宋之问，古朴近于苏武、李陵，气概超过曹氏父子和刘桢。盖过颜延之、谢灵运的孤高不群，糅合徐陵、庾信诗风的流美清丽。他完全掌握了古人诗歌的风格气势，并且兼备了当今各家的特长。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也说：“李（白）之作，才矣、奇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尽工尽善，又过于李。”与此同时或稍后，韩愈寄诗张籍，指出：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
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
双星并耀，朗照骚坛，则不复为优劣矣。这应是中国诗史上最权威、最公正的评价。
2“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是杜甫晚年的长诗《偶题》中的名句。上句是说，诗文留传久远，关系重大，不可率尔操觚；下句说，至于诗文的得失高下，作者本人是最清楚不过的。从这个角度看，他不会因为《河岳英灵集》的漏选、岑参诗题中没有提名而心灰气馁，失去信心。
其实，更准确地说，他也未必在乎这些细事。就是说，“未见有知音”，主要的还不在这里。这样，问题就来了——那么，在他的心目中，究竟什么是大事呢？当然，还是登朝执政，大展宏图。尽管对于诗文的价值他也十分看重，并不像李白所说的“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但其重视程度，较之从政，还是大有差异的。他严格地恪守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的古训，把经邦济世，治国安民，创制垂法，惠泽无穷，作为“不朽”的首要目标，而要实现它，就必须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势。
可是，事与愿违，他的仕途却极为坎坷，从根本上讲，并没有走通。从他三十九岁时所写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可以得知当日他是何等自负：“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如同李白以大鹏自况，“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他则把凤凰作为抱负的象征“坐看彩翮长，举意八极周。自天衔瑞图，飞下十二楼。图以奉至尊，凤以垂鸿猷。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依他原来的想法，可以像唐代立国之初出过许多“白衣卿相”那样，他也有朝一日，能够解褐入仕，脱颖挺出，“立登要路津”。
实际情况，远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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