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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知道中国古代的巫者怎么回事吗？
与传统政治又是什么关系？
**历史学者林富士
究中国巫觋信仰古今之变
窥视巫者世界内在**化玄奥
本书探索巫觋在中国古代社会各阶段的发展、变迁及其与政治、社会的互动，并以台湾地区的巫者与巫俗为个案进行精细化研究。既有纵向上从古及今的**叙述，也有横向上对关键问题的深入研究；既有全国范围内的普遍考察，也有以台湾本土为对象的个案剖析，体现了作者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专业学识。
林富士（英**名：Fu-shih Lin），1960年生。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历史学研究所硕士班毕业，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研究兴趣主要为中国巫觋史、道教史、疾病史及医疗**化史。近年出版的著作有：《小历史──历史的边陲》《疾病终结者──中国早期的道教医学》《礼俗与宗教》《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与医疗》。
序：吾将上下而求索
一、摸索（**2—**4年）
二、启程（**4—**7年）
三、闭关（**7—**年）
四、留学（**—1994年）
五、归乡（1994—2001年）
六、冒险（2001—2015年）
七、未央（2015—）
中国古代巫觋的社会形象与社会地位
一、引言
二、神话与传说中的古代巫觋
三、先秦时期的巫官、官巫及其职事
四、先秦时期的民巫与营业之巫
五、先秦诸子对巫觋的态度
六、禁巫与抑巫
七、秦汉时期的巫觋
八、结语
中国中古时期的巫者与政治
一、引言
二、三国时期（220—280年）
三、两晋十六国时期（265—420年）
四、南北朝时期（420—589年）
五、隋朝（581—618年）
六、帝王崇信巫者之缘由
七、结语
“旧俗”与“新风”
——试论宋代巫觋信仰的特色
一、引言
二、祀神的改变
三、仪式的新貌
四、结语
附录 陈淳：《上赵寺丞论淫祀》
清代台湾的巫觋与巫俗
——以《台湾**献丛刊》为主要材料的初步探讨
一、引言
二、“童乩”与巫觋释义
三、巫觋的信仰对象
四、童乩的仪式特质
五、童乩的社会角色
六、士人对于童乩的态度
七、结语
医者或病人
——童乩在台湾社会中的角色与形象
一、引言
二、“童乩”释义
三、童乩的医疗者角色
四、童乩的疾病观与医疗法
五、精神异常与人格解离
六、巫病与成乩
七、另一种病人
八、结语：另一种医者
台湾童乩的仪式装扮
一、引言
二、童乩的服饰与法器
三、传统**献对于“童乩”装扮的描述
四、近代学者对于“童乩”装扮的观察
五、童乩仪式装扮的特点
六、童乩仪式装扮的宗教与社会意涵
七、结语
中国的“巫医”传统
一、引言：“**巫”的医学史？
二、巫为医先
三、“巫医”考释
四、巫医同职共事
五、病人巫医兼致
六、信巫不信医
七、不用巫医与巫医无用
八、结语：在批判与禁断之下
附录：略论占卜与医疗之关系
——以中国汉隋之间卜者的医疗活动为主的初步探讨
一、引言
二、卜者与治病者
三、汉隋之间卜者的治病事例
四、占卜的医疗功能
五、结语
征引书目
巫者在古代是圣、智、聪、明的才艺之士，是统治集团的一分子，而童乩在当代社会却受人轻贱，被人打压。官方与主流媒体不断宣称他们是低级、野蛮、**的神棍，应该予以禁断。在知识的殿堂中，他们更是毫无立足之地，很少有人愿意碰触或讨论这样的人。因此，我很快就决定要探索巫者的古今之变。我的**关怀，不是陌生的巫者的往****辉，而是我所熟识的童乩的当代困境。
——林富士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巫觋的确曾经扮演过重要的角色，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前，他们应该拥有相当良好的社会形象。至于他们的政治、社会地位之高下，则很难一言以蔽之。
在商周之前的“传说”时代，在若干较为“平权”的“氏族社会”或是所谓的“小规模社会”（smallscale society）之中，或由于社会分化、分工并不细密，巫觋并非“专业”，也就是不能单以担任巫觋或从事巫觋的工作维生。虽然并非人人都有足以担任巫觋的精神特质和聪明才智，但宗教事务（尤其是交通鬼神、祭祀鬼神之事）并非巫觋所能垄断，也没有人能以此为业而接受社会的供养。这或许可称之为“民神杂糅”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巫觋虽然有其受人仰赖和崇敬之处（主要是担任医疗、占卜之事），但对于其他社会成员或公共事务，不见得具有支配性的力量和地位，但也不至于像秦汉之后的巫觋那样受人鄙视。
然而，在若干组织较为复杂、阶级分化较为清楚的社会，或是所谓的“国家”、“城邦”之中，似乎有些统治者为了独占“神权”和“神圣的知识”，便将宗教事务交由“专业”的巫觋负责，并禁止其他社会成员任意从事宗教活动或拥有巫觋的技能。这或许可称之为“民神不杂”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巫觋是少数的社会精英，位居统治阶层，能以其宗教专业涉入“国家”或社会的公共事务之决策，也能分享统治阶层应有的政治、社会、经济资源和权力。其地位之崇高，学者甚至以“巫王”称之。
到了殷商时期，无论殷王可不可以称之为“巫王”，无论“贞人”算不算是“巫者”，从神话、传说及卜辞的记载来看，以当时的社会形态和宗教信仰而言，巫觋不太可能被排除于统治集团之外，透过降神、占卜、医疗、祈福、解祸的技能和活动，他们在“好鬼”、“重祀”的商人社会中，应该曾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并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到了周代，至少在西周时期，在周人的封建体制之内，无论是周天子的京畿之地还是各个邦国，应该都设有巫官及官巫，以负责统治阶层及整个社会（国家）的祭祀工作和宗教事务。在高度阶层化的周代社会中，巫觋的身份应该是贵族而非平民或奴隶。
而从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时期开始，由于列国之间的生存竞争日渐激烈，战乱频仍，不少小国纷纷被消灭，不仅“礼坏乐崩”，封建体制逐渐解体，而且，若干原本依附在封建领主之下的“王官”（如巫觋及祝、宗、卜、史等）也纷纷“失守”，不再能凭借其旧有技能（如祭祀、天文、占卜、医疗等）占据统治阶层的职位而获得供养，只好转为直接以其宗教技能“服务”（或“诈骗”、“威吓”）一般的社会成员，以取得生活所需。也有人转而游走于列国王公、贵族之间，寻求新的供养者。
不过，并非所有的巫觋都沦落为“民巫”或“游巫”，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时代里，巫觋仍然是统治集团不可或缺的一员，只是随着生存的竞争更加激烈，“武士”（军事）阶层及“文官”（负责行政管理）阶层逐渐壮大，失守的各种“王官”逐渐变成“游士”，为了在新的世界中抢夺有利的位置，甚至主导新时代的方向和社会排序，代表着新思维的诸子百家（儒、墨、道、法、阴阳等）纷纷崛起，他们不仅互相攻击、争胜，也一致批判代表传统宗教文化的巫觋和巫术。换句话说，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不仅经历了激烈的政治、社会变革，也产生了宗教、文化和思想上的重大转折。
这种有形的政治、社会体制和无形的文化、思想变动，到了秦王朝“统一中国”之后，随着皇帝制、郡县制的确立，“编户齐民”社会的成形，才逐渐稳定下来。而在这种新的王朝体制和文化思维之下，在早期，少数巫觋还能在国家“祀典”之中找到容身之处，拥有较高的政治社会地位，但绝大多数的巫觋只能逐步沦落民间，成为营业取利的“民巫”，成为皇帝和官吏随时都可以打击或禁断的对象。进入中国王朝体制的巫觋，从此之后，便沦落为社会的底层，很难恢复先秦时期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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