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千心理·心理治疗中的改变——一个整合的范式

      《心理治疗中的改变》是一本国际上超前沿的介绍心理咨询与治疗是如何改变来访者的著作。作者们由精神分析师、发展心理学家、认识神经科学家共同组成，通过近20年的观察研究给出了他们的见解。在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咨询师（治疗师）与来访者（患者）发生了怎样的交流，是什么使来访者发生深层次的改变？本书给出了一个线索。对于专业心理工作者来说这是一本必读书，通过深刻地理解咨访关系中发生的事，增加自身的觉察和对心理治疗核心的觉知。对于有意寻求心理咨询治疗的读者，亦可借由本书了解心理治疗的意义。

      《心理治疗中的改变》首次以单行本的方式呈现了由一群国际知名精神分析师组成的小组的重要研究发现。这些研究是真正具有开创性的工作。

波士顿变化过程研究小组

      包括精神分析师亚历山大·摩根、杰里米·内厄姆、路易斯·桑德、丹尼尔·斯特恩和亚历山大·哈里森，发展心理学研究者卡伦·里昂－鲁斯和爱德华·乔尼克，以及儿童精神病学家纳迪娅·布莱希维勒－斯特恩。

南嘉—万千心理先锋译丛总序

序

前言

致谢

第1章 精神分析治疗中的非解释性成分：

解释之外的“更多的东西”

第2章 内隐关系知晓：治疗性改变的核心概念

第3章 “我感觉到你感觉到我感觉到了……”：

桑德提出的心理治疗情境中的识别过程和关系移动

第4章 内隐的外显化：

分析情境中改变的局部层面和微观过程

第5章 再述解释之外的“更多的东西”：

分析性相遇中的松散性和共同创造性

第6章 心理动力学意义的基本层面：

与冲突、防御和动力性潜意识相关的内隐过程

第7章 关系性意义的形式：

内隐和反思性－言语领域之间的关系问题

第8章 治疗行为的内隐关系过程方法

参考文献

       “波士顿变化过程研究小组对我们如何思考心理治疗究竟如何工作这一议题进行了重新定义，在该领域处于学术前沿。他们将精神分析、发展心理学中的婴儿观察以及认知神经心理学结合在一起，定义了一系列核心概念。这些概念是近经验的，然而，从其新颖程度及其获得的理论反响来说是变革性的。本书定义并阐明了他们的理念：‘当下时刻’、‘内隐关系知晓’、‘相遇时刻’、‘前行’、‘识别过程’等，所有这些都处在清晰阐述他们的修正性观念的语境中。这些得到修正的观念包括精神分析、动力系统论等，而真正得到修正的是成人及儿童如何彼此创造意义。”

　　——斯蒂芬·塞利格曼（Stephan Seligman） 

　　临床精神卫生博士（DMH），精神病学教授

工作背景

　　波士顿变化过程研究小组的起源

　　1994年，波士顿变化过程研究小组（Boston Change Process Study Group - 

　　BCPSG）成立了。它最初由八位不同领域的学者组成，其中五位是精神分析师［亚历山大·C.摩根（Alexander C. 

　　Morgan）、杰里米·P.内厄姆（Jeremy P. Nahum）、路易斯·W.桑德（Louis W. Sander）、丹尼尔·N.斯特恩（Daniel N. 

　　Stern）、以及初创时期的成员亚历山大·M.哈里森（Alexandra M. 

　　Harrison）］。这五位中有两位（桑德和斯特恩）是精神分析取向婴儿研究学者的领导人物，他们各自对这一领域做出了持续的、重要的、原创性的贡献。桑德带来了有关生物系统的深奥知识。丹尼尔·斯特恩曾经率先使用微观分析（microanalytic）的方法对母婴互动进行描述。还有两位成员则是发展心理学研究者［卡伦·里昂–鲁斯（Karlen 

　　Lyons-Ruth）、以及早期成员爱德华·Z.乔尼克（Edward Z. 

　　Tronick）］，他们为婴儿期依恋及情感过程等方面的发展心理学文献带来了重要的洞见，他们对精神分析取向的治疗过程也很感兴趣。还有一位成员［纳迪娅·布莱希维勒–斯特恩（Nadia 

　　Bruschweiler-Stern）］是育儿发展领域的儿科医生和儿童精神病学家，参与婴儿–父母互动和依恋的早期过程研究。尽管小组中几位全职执业的精神分析师（摩根、内厄姆和早期成员哈里森）后来才认识到，在心理动力学取向治疗的理论和实践中，对近期婴儿研究成果进行研讨具有潜在价值，但幸运的共同的信念最终还是使他们走到一起——早期心理发展研究对精神分析而言会是一种丰富而独特的资源，会对精神分析的发展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波士顿在心理发展思想方面的历史由来已久。正是在此地，1954年，第一个关于婴儿发展的纵向研究项目：由路易斯·桑德主持的波士顿大学纵向研究项目（BU 

　　Longitudinal Project）得以开展。在这个研究之后不久，仍然是在波士顿，T·贝里·布瑞兹顿（T. Berry 

　　Brazelton）开始了对新生儿的能力以及母婴交流的研究，并且开始了和丹尼尔·斯特恩及玛格丽特·马勒（Margaret 

　　Mahler）的对话。在哈佛大学心理系，布瑞兹顿、里昂–鲁斯和乔尼克也开始在杰洛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实验室里展开对婴儿情感发展的研究。所有这些研究都得以迅速发展，但却没有在精神分析界引起很多关注。然而，从整体来看，它们仍为我们小组的出现创造了接纳新思想的氛围。

　　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探索婴儿情感和精神发展过程的研究成果激增，便携式录像和功能更强大的计算机等新技术使这些研究如虎添翼。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呈现出现有精神分析发展理论与新发现之间的不一致。这些不一致吸引我们试图在新兴的发展心理学知识与精神分析理论之间建立更多的一致性。这些令人兴奋的研究成果在整个精神分析圈子里几乎没有获得认同。尽管如此，也有个别例外。在波士顿精神分析协会（Boston 

　　Psychoanalytic Society），杰拉尔德·斯特切勒（Gerald Stechler）开设了精彩的指导课，塞缪尔·卡普兰（Samuel 

　　Kaplan）和维吉尼亚·迪莫斯（Virginia 

　　Demos）也是指导教师。另外一位精神分析师李希登堡（Lichtenberg）于1983年出版了他的著作。1988年，内厄姆在波士顿精神分析协会与摩根共同创办了婴儿研究工作坊（Infant 

　　Research Workshop）。之后不久，里昂–鲁斯以及乔尼克和哈里森也参加了这一小组。

　　当丹尼尔·斯特恩和纳迪娅·布莱希维勒–斯特恩于1994年来波士顿度年假时，他们决定要建立一个小组，以便进一步探索将婴儿研究所获得的洞见带入精神分析的过程这一思考是否有效。这个小组（布莱希维勒–斯特恩、哈里森、里昂–鲁斯、摩根、内厄姆、桑德、斯特恩和乔尼克）就是波士顿变化过程研究小组。显而易见，小组必须是小规模的，因为当时我们感到有必要思考时时刻刻（moment-to-moment）层面的临床过程，尤其要将治疗师的主观体验纳入其中。由于小组的许多成员都参与过对母婴互动录像的研究，所以我们想在我们思索临床过程的同时，捕捉同样丰富的、时时刻刻的细节。精神分析的督导过程就是始终与督导师在一起，跟随上述过程正是它的一种变化形式。虽然有这样的说法，即据说人们没有告诉督导师的那些东西，无论是什么，恰好就是治疗中真正发生的。但是，我们想要建立某种水平的信任，足以鼓励对精神分析治疗中时时刻刻的交流进行坦诚的探索。这种真实性，需要彼此之间感到某种程度的舒适、友好，以及相互的安全感，那么只有在一个小规模的、更为亲密的设置中，这些感受才能得以激发和增长。将发展心理学研究、生物系统论和情感神经科学（affective 

　　neuroscience）结合起来、使之与临床过程产生相关性，整个过程中我们都因此而兴奋不已，这一热情引导并启发着我们。

　　思想背景

　　在精神分析思想中的历史脉络

　　关于心理治疗的改变，有众多线索或思路，我们的工作就是基于这个背景而展开的。这些线索或思路是：（a）一人心理学（one-person 

　　psychology）向两人心理学（two-person 

　　psychology）的转变；（b）发展心理学研究的作用；（c）对互动交流中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理解；（d）内隐交流（implicit 

　　communication）的重要性，及其与外显的（explicit）、基于语言的交流的区别；（e）动力性系统思想（dynamic systems 

　　thinking）的贡献；以及（f）意图作为互动交流（interactive 

　　exchange）的主要调节者所发挥的作用。另外，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推测，这种模式将与诸如当代神经科学、脑成像研究、以及其他领域中正在涌现的新发现具有一致性。

　　从一人心理学向两人心理学的转变

　　由阿诺德·库伯（Arnold Cooper）提出的“静默的变革”（quiet 

　　revolution）这一术语，恰当地描述了从一人心理学向两人心理学转变的重要意义。弗洛伊德最初的“创伤”理论，是从两人心理学的视角开始其理论建构的，他将其病人的症状群视作别人对病人的影响，而治愈则被视作分析师对病人的影响。后来，他放弃了这一观点，转而用“原初幻想”（originary 

　　fantasy）理论取而代之，认为这些症状是内在心理幻想的结果。于是，一人心理学理论占据了主导地位。

　　弗洛伊德和他的许多同道展开多次讨论，尤其是他与桑多尔·费伦齐（Sandor 

　　Ferenczi）重点展开的关于移情和反移情的讨论，再次使两人心理学成为中心议题。然而，这又为“野蛮分析”（wild 

　　analysis）以及治疗中被治疗师滥用的影响力打开了方便之门。为了应对这一倾向，弗洛伊德力图保护这一新生的领域，当然也是为了保护病人和分析师。1914 ～ 

　　1916年——这也是弗洛伊德关于治疗技术的创新性论文不断涌现的时期——他又试图通过建立精神分析的技术和规范，尤其是强调分析师中立的重要性，将钟摆拉回到一人心理学。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一些运动开始将钟摆推回两人心理学的观点。英国客体关系（object-relations）学派的学者，包括温尼科特（Winnicott）、费尔贝恩（Fairbairn）、冈特里普（Guntrip），还有克莱茵（Klein），开始采用略微不同的视角，他们将分析师放在一个新的位置，分析师不再仅仅作为病人驱力的客体、作为满足病人的工具而存在。病人与分析师（客体）的关系本身成为治癒的全部条件。

　　在美国，沙利文人际学派（Sullivanian Interpersonal School）以及埃德加·莱文森（Edgar 

　　Levinson）加强了对于治疗性相遇（encounter）的互动本质的关注。他们的信徒［斯蒂芬·米切尔（Stephen 

　　Mitchell）、杰伊·格林伯格（Jay Greenberg）、路易斯·阿伦（Lewis Aron）、欧文·霍夫曼（Irwin 

　　Hoffman）、菲利普·布隆伯格（Philip Bromberg）、多尼尔·斯特恩（Donnel Stern）、达琳·埃伦伯格（Darlene 

　　Ehrenberg）、杰西卡·本杰明（Jessica 

　　Benjamin）、以及一些其他学者］使情形进一步推向两人心理学的观点，这场变革后来被称为关系学派（Relational School）运动。

　　以略微不同的风格，海因兹·科胡特（Heinz 

　　Kohut）和他的追随者们强调分析师的现实感对病人所发挥的作用，而非人际关系的意义。其他一些学者，如托马斯·奥格登（Thomas 

　　Ogden）、帕特里克·凯斯门特（Patrick Casement）、詹姆斯·麦克劳克林（James McLaughlin）和欧文·莱尼克（Owen 

　　Renik）则强调心理治疗的双人互动本质。

　　这些运动的一个附加的方面是，诊疗室中发生的一切所具有的“此时此地”的特性越来越被关注。严格的精神分析以外的理论，例如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长期以来一直十分关注的治疗性体验的即时性，就是“此时此地”。

　　发展心理学研究的作用

　　从20世纪50年代起，精神分析出现的另一个范式转变就是在思考与病人的互动方面，发展心理学研究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的观察工作，强调在父母与孩子之间所发生事件的实际情况的重要意义，并将他们的实际关系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此后，受精神分析启发的发展心理学研究学者，如桑德勒（Sander）、杰拉尔德·斯特切勒、丹尼尔·N.斯特恩、里昂–鲁斯、比阿特丽斯·毕比（Beatrice 

　　Beebe）、T·贝里·布瑞兹顿、罗伯特·爱姆德（Robert 

　　Emde）、乔尼克、以及其他一些学者，都对精神分析思想，尤其是波士顿变化过程研究小组的观点产生了重要影响。

　　动力性系统思想的贡献

　　从一开始，动力性系统论（dynamic systems theory – DST）（Esther Thelen和Linda 

　　Smith）就深刻地启发了波士顿变化过程研究小组，因为我们将治疗师–病人这一关系以及他们身处其中的各种状态视作一个动力性系统，它依据动力性系统论的原则发生变化。

　　对互动交流中的主体间性的理解

　　上述一些研究者都强调心理发展过程中的主体间性和互动性，其中重要的人物是考尔温·赛瓦森（Colwyn 

　　Trevarthen）。心理发展研究的这一关注点就临床思考而言，与前面提到的关系学派成员以及罗伯特·斯特楼罗、比阿特丽斯·毕比、弗兰克·拉赫曼（Frank 

　　Lachmann）、斯蒂芬·克诺布罗赫（Steven Knoblauch）及其他学者是相应的，因为关于主体间性的理念是治疗性互动思想的一部分。

　　内隐交流的重要性

　　此外，无论来自研究还是临床这两个背景的观察者都开始认识到，交流不仅包含外显的、基于语言的方面，也包含内隐的方面。内隐交流的重要性已经成为波士顿变化过程研究小组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内隐领域的关注，得到了更广范围的人类行为的促进和启发，这包括音乐、艺术、舞蹈和其他一些基于身体的活动及其相关疗法。这些运动将身体及其所有反应带到治疗师的视野中来。在波士顿变化过程研究小组的工作中，这反映在我们对“时时刻刻”的关注，而行为以及感受和想法都会被这些时刻所彰显。

　　意图作为互动交流的主要调节者所发挥的作用

　　在哲学和人类行为学的领域，长期以来，意图（intention）所发挥的作用都被视作互动交流的主要力量（Brentano，1874/1973；Bruner，1986，1990，2002；Gergely与Csibra，1997；Gergely，Nadsasdy，Csibra，及Biro，1995；Gopnick与Meltzoff，1998；Husserl，1962，1930/1989；Meltzoff，1995；Meltzoff与Gopnik，1993；Rochat，1999；Ruby与Decety，2001；Sander，1995a，1995b；以及Konrad 

　　Lorenz）。我们在波士顿变化过程研究小组最近发表的大多数文章，也越来越强调意向性在互动中的作用。

　　总之，波士顿小组的工作力图把握这些线索，进一步充实它们，并将其整合成一种强调治疗性互动的丰富、逻辑严密、协调一致的模式。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推测，这一模式将与当代神经科学、脑成像研究、认知科学及相关领域涌现的新近研究成果具有一致性。

　　本书概要

　　一种新的整合模型的浮现

　　本书代表了一次旅程。我们从心理发展的体验开始，将之视为启发和知识的来源，并且有可能以此阐明心理治疗中的改变过程。在我们最早的论文（BCPSG，1998a；［Stern 

　　等，1998，和第1章］）和一篇发表于《婴儿心理卫生杂志》（Infant Mental Health 

　　Journal）的相关论文（BCPSG，1998b；［Tronick，1998和第2章］）中，我们呈现了这一见解的框架结构，随着我们在思想和写作方面的提升，这一见解得到更全面的充实。回过头来看，显而易见的是，在这第一篇论文中就已经预示了所有的主要观点。文章标题（“精神分析治疗中的非解释性成分：解释之外的‘更多的东西’”）传达了中心要点。内隐的改变正是这“更多的东西”。从这一点又派生出四个小点。

　　我们工作的灵感来自于当今发展心理学领域内的婴儿观察研究。毫无疑问，这些研究将主要的重心放在内隐的领域，由此看来似乎有必要思索内隐的过程。一些主要呈现出无法预测的、非线性的、自然浮现等属性的东西，需要一种不同的模型来描述，我们对此有着强烈的印象，这就是引入动力性系统论（DST）。

　　病人与分析师的心灵之间所发生的，是精神分析的真正课题。尽管词语被说出来，但这些词语之间浮现出的内隐意义，才是真正发生的事情之所在。那么，这就需要进一步探究我们所说的共同创造性 

　　（co-creativity）和主体间性意味着什么这一命题。我们意识到，我们所谈论的，是我们称之为“局部层面”（local level）的时时刻刻发生的事件。

　　所有这些在第一篇论文中都展现出萌芽，但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思考才能得出结论，这四个特点也需要更为详细的阐述。之后发表的三篇较短的论文被收入《婴儿心理卫生杂志》的一期特刊中，它阐述了在我们最早的论文中引入的一些核心理念。

　　2002年，波士顿变化过程研究小组继续研究最困难的问题，即内隐在哪里、何时发生，以及它究竟是什么，因为它并不只是词语。显然，它更像是存在于秒秒相续的世界，所以我们需要更为仔细地探究这一世界。这又促使我们回到母婴观察的材料，并认识到，如果我们要讨论那 

　　“更多的东西”，局部层面是极为重要的，随后我们就始终坚持这一重要性（BCPSG，2002；见第4章）。

　　2005年，我们意识到早期并没有引起我们注意的两个方面，并开始强调其重要性。其中的一点是，局部层面的过程是松散的、非线性的、非因果性的，并且是无法预测的。随后我们意识到，这是来自于“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视角。也就是说，身处每个治疗时段之中，而不是一个干净漂亮的、“事后诸葛亮的”版本。这就需要不同的理论工具（动力性系统论），从而也使得第二个方面被凸显出来，即创造性的、令人惊奇的、有效的过程是一个共同参与和创造的过程，而不是只挖掘（病人）呈现出某种意义（performed 

　　meanings）。这是两个复杂的心灵互动的产物（BCPSG，2005；见第5章）。

　　在对几篇评论文章的回应中（BCPSG，2005b），我们既从心理发展的角度，也从治疗的角度，讨论了意义是如何通过对意图和情感线索的解析（parsing）而被创造出来的，这是任何互动普遍存在的事实，这也进一步强调了意图的核心性。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精神分析理论从概念上颠倒了什么是深层的、什么是表面的。

　　第6章（BCPSG，2007）内容进一步阐述了这一关键点，在一些精神分析及临床同道的推动下，我们通过引入冲突、防御和动力性潜意识这些概念，使研究成果与精神分析工作更为相关。我们曾经假定，内隐过程是冲突和防御的核心层面。那时我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但在这本书中，我们将描述其得以建立的这一过程。

　　第7章（BCPSG，2008）继续了这一过程，因为临床方面对动力学理论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植于意义的，即某一个特定的防御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全面理解“意义”（meaning）究竟指的是什么。现在，内隐的领域被明确建构为基础性的领域，但是，内隐的领域还可以作为指导原则或参照，评估与外显意义之间的协调、以及外显意义的一致性和有效性。这一章的结尾部分呈现了我们针对本文的三篇评论所作的回应。

　　最后一章，我们面临挑战，因为我们需要呈现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即什么让精神分析治疗具有疗效，内隐关系过程（implicit relational 

　　process）的观点就呈现在这个总结性的章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