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考一些永久性的问题

廷德写了苏格拉底应该写的书。他的《政治思考：一些永久性的问题》一书被看做是苏格拉底宣言在当今世界的典范。

　　——史蒂文·M·德路迈阿密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

作者一共提出了几十个基本的政治问题。其问题的提出也不是简单地为了让读者了解其他人所处的窘境，而是让他们自己陷入自身的窘境。真可谓置之死地而后生。通过身临窘境的体验，读者在读本书时，至少要对几个问题进行详细思考．并自己尽力找出答案。

　　——顾肃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全书七大主题三十个问题带你检省什么是值得过的生活：

所有阶级差异都应该被废除吗？

如果人民掌权，应该他们自己掌权，还是通过代表？

为什么服从？

政府是否应该在所有情况下服从宪法的限制？

是否每一个政府都只是为“强者的利益”服务？

著者简介

格伦·廷德（GlennTinder)，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政治科学教授，著有《论自由》（Liberty）、《基督教的政治意义：一种解释》（The Political Meaning of Christinity: An Interpretation)以及多部论文集。本书自1979年出版以来不断再版，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译者简介

王宁坤，王宁坤，基本什么都做过，基本哪里都走过，基本没有过多需求的自由人，译著有《简明拉丁美洲史》等。

简目

中文版序言

前言

英文第六版自序

导言

第一章为什么参与政治思考？

第二章隔阂与统一

第三章不平等和平等

第四章权力和掌权人

第五章权力的限制

第六章权力的目的

第七章历史变革

目录

中文版序言

前言

英文第六版自序

导言

第一章为什么参与政治思考？

第二章隔阂与统一

1.人类在本质上受到隔阂吗？

2.如果人类在本质上没有受到隔阂，为什么他们中间有那么多分隔和冲突？

3.理智能够克服隔阂吗？

4.是否需要某种形式的宗教来克服隔阂？

5.所有的人都应该团结在一个单一的、全球性的社会中吗？

6.所有阶级差异都应该被废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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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不平等和平等

7.人类在本质上是不平等的吗？

8.如果有些人本质上高于所有其他人，如何能够识别他们，通过谁来识别他们？

9.如果人类在本质上平等，那么，所有习俗的不平等都错了吗？

10.如果所有习俗的不平等都废除了，自由能够生存下来吗？

11.如果所有习俗的不平等都废除了，隔阂会消失吗？

12.男人和女人应该总是并且在各方面受到同等对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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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权力和掌权人

13.社会秩序是否能够在没有权力的情况下得到维持？

14.谁应该掌权？

15.如果人民掌权，应该他们自己掌权，还是通过代表？15.如果人民掌权，应该他们自己掌权，还是通过代表？

16.有权力好吗？

17.为什么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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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权力的限制

18.政府是否应该与个人有相同的道德限制？

19.政府是否应该在所有情况下服从宪法的限制？

20.政府是否通常应该让私人掌握工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

21.政治权力和完善的知识是否有朝一日能够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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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权力的目的

22.是否每一个政府都只是为“强者的利益”服务？

23.政府的最终目标只是能够使个人按自己的选择生活吗？

24.政府是否应该对真理和道德负有任何责任？

25.对罪行实施报仇行为是政府的一个正当目标吗？

26.政府应该尽力创建满足所有需求和愿望的社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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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历史变革

27.人类能够掌控历史的进程吗？

28.我们能够在不过多使用暴力的情况下引导历史的进程吗？

29.真理和正义在历史的进程中会有所改变吗？

30.历史会自然地走向“美好社会”吗？

推荐书目结语人类的不确定性之观念

出版后记

本书从探讨人类在本质上是隔阂的还是统一的、是平等的还是不平等的这两个永久性的问题开始，深入剖析政治权力关系各个层面的诸多问题，最终展现出“人类的不确定性”这一主题。作者呼吁要以苏格拉底的对话精神和康德的二律背反概念破除意识形态的藩篱，构建开放的政治思考领域，以利于公正社会的建立。

为什么以及怎么进行政治思考

这本书对某些读者来说，可能会比较难而且费劲，特别是对那些细心而且有探索精神的读者来说，更是如此。整本书由问题组成。我不仅没有暗示我接受的答案，而且通常我对它们也像读者一样没有把握。其结果是，《政治思考》没有给出任何像大多数政治理论书籍中给出的那些令人满意的最后答案。

这是个警示，不是道歉。缺乏最后的答案与本书的初衷有关。我的目的是提供一个对政治思考的介绍，而且我不是通过描述过去伟大的政治哲学，而是通过帮助每一个读者参与到政治思考的行动中来尽力做到这一点。这就需要提出问题，而且抑制任何提供答案的愿望。即使我可以回答这些问题，虽然这种情况并不常见，我也没有表现得泰然自若。

有人曾说过，任何让人们错误地认为他们在思考的人会得到人们的热爱，而那些真正敦促人们思考的人会遭到痛恨。如果真是如此，读者的一些恼怒（虽然我尽量不想引起更多的恼怒，而是想在智力上富有成效）将是这本书成功的标志。

也许在大学里，思考是多么令人兴奋这类话已经说得太多了。毫无疑问，思考有它的刺激和满足感，但这些感觉并没有揭开它的总体特征，而认为这些感觉应该揭开它的特征这种观念，就是非常错误的。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乐趣而去思考，我们思考是为了理解生活，生活中充满麻烦和问题。我们思考是因为我们不得不思考。虽然思考偶尔带来激动人心的发现，但这些发现与发现之间的阶段对思考者的精力和耐力都是极大的考验。思考时，我们没有必要告诉自己正在经历一种令人振奋的过程，而只要认识到，我们的行为是按照人类状况对我们的要求，认真的、理智的并且是自律的进行的，就已足够。

这种严肃性，特别适合于二十世纪这种悲剧性时代中的政治思考。在沉思那些使无数人丧失生命的问题时，我们应该感到愉快吗？以下几页不应该被认为是轻松的或令人振奋的，它们原本是为读者介绍，在混乱和疑惑的时代政治思考是如何的艰难。

然而，一旦驶上思想的公海，读者可能会感到这本书没有给以足够的指导，告诉读者如何航行和浮在水面上。一个人应该如何思考？我应该在导言中提供几个建议。但是这类帮助必定只有有限的价值。思考的艰难主要在于不可能按照教授的技巧去思考。虽然说了很多“教学生去思考”的话，一个教师最多也只能提供鼓励与批评。一个观念的出现是神秘的，很难说任何人了解或究竟能否了解它是如何出现的。

但是，一个学生可以学会思考。我说没有人能够被教会如何思考，是为了提醒学生在一开始就要注重整个过程需要依靠学生自己的努力。思考的荣耀和艰难，都是极端个人化的事情。初学者必须立即深入到成熟的思想家所具有的孤独中。成熟的思想家都是一个人思考，而初学者必须学会一个人思考。偶尔人们可能会收到一份礼物，或是鼓励，或是有用的批评，但是，这些礼物没有任何决定性的作用。所有的一切都依赖于单独努力的能力。

在思考的艺术中，除了类似以下的建议外，几乎不可能提供任何其他的指导。

1.不要尽力得出从来没有人思考过的观念。连最伟大的思想家都很少这样做。思考的目标是发现观念，这些观念型塑一个人的世界，从而型塑一个人，而不是要产生前所未有的概念。一个观念属于你自己，只要它是通过你自己的努力而产生的，是扎根于你自己的情感和经历之中的，即便你可能是从他人那里接受的思想萌芽，即便这一观念可能与许多其他人的观念非常相像，但它还是属于你。

2.要坦率。观念不可能像工业产品那样蓄意地制造出来。它们是不经意间出现的；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在说“我想到了……”的时候，它们就出现了。如果你认为你能够控制它们的出现，那么，你就将自己摆在了与观念之间一种根本错误的关系中。你只能与它们坦诚相待。

3.不要着急。思考一个问题的最初阶段通常完全令人灰心丧气。这些努力最多也许可以看做是耕耘而已。在能够期待任何东西成长之前，需要时间。

4.多做笔记。如果用手做一些相应的事，大脑的工作就会容易得多。在大张便笺簿上记笔记，并以草图画出观念的模式通常很有用。在纸卡上做笔记，然后将纸卡剪开，使得每个观念记在一小片纸卡上，这样也有帮助。你可以将这些纸片铺在桌子上，并将它们重新排列。通常来说，这一过程会在你的思想中启发新的概念。

5.注意不要用阅读代替思考。阅读其他人的思想与有自己的思想不同。诚然，为了参与到思考中，你需要熟悉其他人的思想。伟大的思想家能通过激励、引发、证实以及其他方式帮助你自己去思考。但是，要思考，你必须在某个阶段放下书本，自己去做。

我还有一个最后的建议，没有像以上五点那样用数字标出来，因为它不是能够简单陈述的告诫，而是一种对政治思考结构做出的比较广义的评论。

大部分政治观念，也许所有的政治观念，都是以某些特殊的人性概念为基础的。保守的观念，如政治权威应该强有力而且极度集中，一般建立在认为人是自私的和相互竞争的这样一种概念的基础上的。而自由的观念——广泛的社会改革一般能够和平地实现——也许产生于这样一个前提之下，也就是，人类中的大多数是理性的。这些例子都非常简单，而在实际的政治哲学中，基础的人性概念和政治观念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远比这些复杂得多。但是，这些例子表述了几乎每一个政治理论中都或含蓄或明晰地存在着的总体逻辑。

对于你应该如何进行思考这个问题的观察结果是什么？很简单：你可能会发现，通过在你自己的思想中清晰地表达这一逻辑，你的头脑清楚了，并被激活了。在政治思考的过程中，你应该偶尔地暂停一下，问问自己如何看待人性，以及这种看法对你的政治观念意味着什么。

你也许觉得，用这种方式问及人性问题是要去面对一个更深邃的谜，这个谜比在政治思考层面上遇到的那些还要深奥。但是在这个领域，虽然人性问题的复杂性是无穷尽的，仍然有两个压倒一切的问题。你可以通过试图回答这两个问题来开始思考的旅程。一个问题关系到人类中的邪恶的程度和起源：我们根深蒂固地、无可救药地邪恶吗？或者，邪恶只是人性中表面的和能够去除的一个方面？第二个问题现在不像第一个那样被广泛认知，它关系到死亡的含义：一个个体是否被死亡完全消灭？永生这个词是否与我们可能实际上经历过的某种事情相一致？

你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将非常主要地决定你对某些事物的观念，譬如，人们可以有多少自由，历史能进步到何种程度，以及实现改革需要的暴力程度。你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一般地决定了你对生活目的的整个看法。如果你相信死亡即完全的灭绝，你必定以某种方式呼吁人们（用尼采的话语）“忠实于大地”。如果你不相信死亡即灭绝，你必定认为，世俗的政治只是在它帮助或阻碍人们解决自己与永恒的关系的范围内才有意义。

也许应该在这里讲一下，这些道德和形而上学领域都包含许多陷阱和惊奇，而且，我们应该谨防随便的答案和轻率的结论。譬如，现在人们往往认为，断定人类是善的，即便是个错误，也是一个宽容的、无害的错误。因此，政治探讨时常特别得意地表示对人性的信赖。但是这种信任可能会产生某种自相矛盾的结果。如果人们从根本上是好的，那么，为什么在人类事务中碰巧有那么多邪恶？那么，就难以避免得出结论，认为有些人是人类一般规范之外的例外。因此，共产主义者趋于将世界上所有的邪恶归罪于资本主义，反之也如此。显然，这种思想是多么不幸，因为下一步便是决定，要将世界从邪恶中解救出来只需根除那些少数的邪恶的渊源。通过这种极其自然的逻辑，一个温和的、慷慨的判断就变得杀气腾腾。

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不应该轻率地断定人们邪恶，因为如果我们相信人们是邪恶的，我们怎么能够避免被仇恨和绝望控制呢？

死亡的问题也有它的陷阱。人们通常提及，否定死亡的终结性会危害到自由。这仅仅是因为这种否定只能是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而宗教信仰绝对会以教义的形式强加给每一个人。

但不能因此说，接受死亡的终结性就安全，并且在政治思想领域中没有危险的反响。譬如，很难相信，如果撇开每一个个人都永垂不朽这一观念，那么，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独特的、无法衡量的尊严这一观念还会出现。个人不朽的观念将人类从自然现实中分离出来，将我们每一个人置于整个自然世界之上。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不能被看做只是一种手段，而要被看做是一个目的。但是，如果不相信不朽，生命就会陷于自然之中，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就会像其他任何自然现实一样被看做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一个目的。

你也许感到，你不可能裁决如此艰深的问题。如果裁决它们意味着找出确切的与肯定的、确定不移与毫无疑问的答案，那么，你当然不可能做到。但是，这些艰深的问题并不涉及那些遥远的事务，而是涉及最直接、最密切的现实问题——人们自己。我们自己作为人，难道不能够至少冒险地提出一些有关人类本性与命运的建议吗？我们是否能够在不做出涉及这些事务的某些假定的情况下生活？如果我们要做出某些假定，将它们公开并用理智检验它们，难道不是最好的吗？但是，我们将如何判断我们的观念的真实性？提出这个问题，不仅针对涉及人性的观念，也针对普遍的政治观念。我们怎样能够检验一个对我们有强烈吸引力的观念的正确性？

有一些标准的与著名的检验法：这个观念必须与我们在同一时期所持有的其他观念相连贯，并且，它应该能够解释所有确定的、相关的事实，并且与之兼容。但是，即便是最认真的和最不带偏见的判断标准也不会给予我们太多的帮助。在政治理论领域中，最终的证实从来不可能得到；也许连有用的和激动人心的——即便不能证实的——见识都得不到。一套观念也许有内在的连贯性，并且与所有已知事实相适，但仍然是死的、无用的。要想学会识别真理，眼光就必须超越这些规范的标准，但无需期待另一个标准，而是要悉心寻求属于规范标准内的、完整和综合的思想。

一个观念只有在将我们带入与我们自己的关系和与现实的关系中，只有将我们自己与世界联系在一起时，才是活生生的和重要的观念。逻辑连贯性以及事实准确性的标准所含之意就是，不压抑任何观念，不忽视任何观念。一个观念有将各种关系扩大和一体化的作用。因此，如果一个观念要我们忽视我们知道的或深信为真理的东西，那么这个观念一定是不正确的，或至少是不足的——它没有起到整合经验与实在的效果。一个正确的观念是有助于包容和统一的。

情感必定在寻找真理的过程中起到很大作用。必须被统一在一起的大部分情感对事实和信念没有确定的、有意识的形式。一个伟大的观念，不仅能够象征并统一清楚地被意识到的事实和信念，也可以象征并统一那些还没有注意到、没有确定形式的直觉和冲动。能做到这一点的观念是很令人激动的。这有点儿像是在吸引人们相信任何合意的或有趣的观念。因此，必须加一句，思考会考验人的深度和诚实。当我们承认所有从我们的经历和情感上衍生出来的东西，并将它们拢到一起形成一个单一的形式时，我们就在进行深度思考。我们的探究必须避免多愁善感、粗心大意或诚惶诚恐。

至于如何最好地运用这本书，适于大多数其他书本的阅读方法——也就是不停地思索、探讨和写作——也一定程度上适用于本书。虽然问题提了出来，没有得到解决，但它们仍然以某种方式联结起来，成为在政治思考领域中通幽的曲径。通过常规的阅读，你应该获得某种智慧，这就是政治思考的起源地。

这本书的设计，不只是为了有人读，而且是为了有人用，通过讨论、写作和长时间的思索来使用。问题的提出不是简单地为了让你了解其他人的窘境，而是为了让你陷入自己的窘境。要做到这一步，除了要将本书整体读完外，还至少要对几个问题进行详细思考，并尽力找出答案。这些问题也是出于这个目的而被陈述和安排的。

我相信，对政治的思考本身就是一个目的，因此，这本书也对学习政治思想史提供了一些帮助。要了解伟大的思想家，就需要对他们的内心精神世界有所了解。而要做到这一点，便依赖于你对刺激他们进行思考的疑问和忧虑的感受了。只有带着一种珍贵的和深厚的同情感去分析一位独特的思想家，才能使之成为可能。我相信，《政治思考》能做的是帮助读者获得一个制高点，从那里，这种同情感，无论产生于自己的洞察，还是从一位教师或传记作者那里获得，将成为可能。

但是，我们在二十世纪思考的问题，真的与人们在过去的时代中所思考的那些问题一样吗？实际上真有“永久性的问题”吗？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提出了最严肃的疑问，也是政治理论家在阅读本书时对处理观念的方式最易产生的疑问。现在的大部分知识分子非常地富于历史感。这意味着，他们认为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是不断改变的，并且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不同。他们对世代和世纪的独特性极其敏感。因此，在探讨观念时，他们不仅仅喜欢说每一个时代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特别的答案，而且说每一个时代提出了自己特别的问题。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认为我们的问题与柏拉图（Plato）的或甚至与洛克（Locke）的问题相同，就是一个错觉了，而《政治思考》则是以一个错误的前提为基础的了。

当然，没有任何人会否认，问题和答案随着时间会产生变化。每一代人都有某些特别的关注和看法，并且有某些特别的陈述和思考方法。每一代人提出前一代人没有提出过的一些问题，并用新的方式提出旧的问题。但是，这远不是说没有不朽的或经常发生的问题。仅仅是智力有变化的事实，根本不意味着完全否定永久性问题的存在，而且，出于一些原因，这种完全的否定是极其含糊其辞的。

如果真是那样，过去的观念就不会引发我们深刻而强烈的兴趣了，它们就不会回答我们提出的任何问题了。它们就只是遗物而已，就像前一个时代所用的工具和武器一样，我们只是在博物馆里好奇地对它们瞟上一眼。它们没有用处。但是真相是，文明的人不会以不屑一顾的态度思考过去的政治观念的。譬如，重新发掘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就是中世纪的重大事件之一。柏拉图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应该与他在后伯里克利时期（post-Periclean）的雅典——他自己的时代——同等重要。承认永久性问题存在的观念——在以前的时代就尽力解决的这些问题，今天对我们也极其重要——不仅是一个假定，这是活生生的经验。

我们可以进一步问道：如果没有永久性的问题，我们可能理解过去的观念吗？从某种形式来说，当然可能。我们复述它们的词语就行。但是，要理解一个观念，光去思考它是不够的，一定要被它感动，因为观念有情感力量，而这种力量正是它们本质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在历史中很重要的原因。然而，我们能够被一个回答了我们还没有提出的问题，而且没有要提问的意愿的观念所感动吗？如果没有永久性问题，那么，过去的观念就不只是像我们已经改进了的古老工具，它们还像是为做一些我们不再想做的事而设计的工具了。

也许，认为没有不朽的或经常发生的问题这一观念的最大弱点，就是它忽视了我们共同的人性，因此，悍然不顾一些常识。难道那些住在古希腊的人不像我们一样，局限于情感，同时也具有理性吗？难道那些中世纪的居民不也像我们一样，通常犯有智慧上的错误，在道德上出过毛病吗？难道文艺复兴和启蒙时期的人没有面临过混乱的威胁，以及组织一个政府权力的需要吗？我们难道不与每一个时代都共有一个深刻的、与我们共同人性有关的相似之处：我们生活在历史中吗？有限性、易犯错误性和短暂性这类状态引起一些我们提出的最紧迫的问题。如果这些状态是持续的，就很难避免得出一个结论：不朽的问题是存在的。

我相信有永久性的问题，但我肯定不认为我已经完善地将它们识别并系统地阐述出来了。最多，我可以说，《政治思考》提供了驱动力和方向感，帮助读者思索人类生存的政治困境（political dilemmas），因此，这是所有时代而不是只有我们这个时代的难题。这个为了防止误解而进行的说明有一个实用的暗示：读者应该能够自由提出新的问题。由于下面的一系列问题是不确定的，任何人都可以对它们作出适当的反应，不仅是尽力回答这些问题，而且是要进一步研究它们提出的任何相关问题。本书的目标是使读者参与到智力活动中来，提出问题是所有这类活动的起源。

这本《政治思考：一些永久性的问题》是美国波士顿马萨诸塞大学的资深教授格伦·廷德三十多年前写的书，1988年出版过第一个中文译本，如今英文版已是第六版，足见其受欢迎和重要程度，值得我们引进翻译。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是古代希腊哲学大师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随时都会遇到政治问题，甚至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解决也往往涉及政治，需要采取相应的政治举措。但是，人们却往往简单化地看待政治问题，忽视对其进行哲学上的思考；或者是盲目地接受某些政治教条，却不追问其背后的原则是否正当和合理，因而变成恶劣政治意识的俘虏。

针对这种情况，本书作者以政治思考作为主题，深入浅出地展开了对一些根本性的政治问题的问答式论述。尤其是关于自由、平等、权力、权威、权利、合法性、正当、合理性等基本观念，作者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思索和论证。正如作者所说，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不只引导人去读，而且为了让人用，即通过讨论、写作和长时间的思索来运用。作者一共提出了几十个基本的政治问题。其问题的提出也不是简单地为了让读者了解其他人所处的窘境，而是让他们自己陷入自身的窘境。真可谓置之死地而后生。通过身临窘境的体验，读者在读本书时，至少要对几个问题进行详细思考，并自己尽力找出答案。

作者认为，对政治的思考本身就是一个目的，因而本书也帮助读者了解和学习政治思想史。一些人以为政治问题是简单的，并不需要花费多少精力去寻找合理的答案。他们不知道，古往今来，许多认真负责的思想家，对于看似简单的政治问题进行过深刻的探究和思索。要了解伟大的思想家，就需要对他们的内心精神世界有所了解。这就是学习哲学史对于提升人的理论思维的极端重要性。要了解思想大师的内心精神，就需要感受刺激他们进行思考的疑问和忧虑。所谓同情的理解，就包括感同身受的体会，只有带着一种珍贵的和深厚的同情感去分析一位独特的思想家，才能做到这一点。本书作者在回答各个基本政治问题的过程，一再地带领读者深入思想大师们的精神世界，再度与他们一起思索，寻求合理的解答，当然并不是强求惟一的一个标准答案。

在西方政治思想发展史上，至少在近期的几百年里，自由主义逐步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一系列大师从各个角度论述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观念和原则。但是自由主义也是在与各种思想的论辩中发展的。激进的政治思想和保守主义者与自由主义主流长期进行着论争，尽管有时候，思想派别的边界线并不很清楚，甚至某些保守派也被当作自由主义的右翼。本书作者没有简单地以主动站队的方式一再论证自由主义思想的正确，而是仔细地比较这些不同思想的类似点和相异之处，分歧究竟在哪里，客观地介绍各自的核心论述，引导人们进行相对客观的思考。尤其是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也比较客观地进行了介绍，甚至认为在基本思想前提方面，比如坚定地相信理性方面，马克思主义更接近自由主义。而作者对于保守思想的深入分析，也有助于读者了解那些不愿意接受平等观念、主张维护传统价值观的人们，究竟是怎样论述自己的基本观点和立场的。

以对平等的论述为例，作者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最有效的对抗，也许来自于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们：他们认为，正义不支持社会被分裂为分割的、不平等的阶级，所有阶级都可以领悟到对正义的这种要求，因而可以一起合作根除或至少缓和阶级的差异。这是由富兰克林·D·罗斯福与约翰·F·肯尼迪所代表的一种自由主义的中心思想。在回答阶级差异是否一定阻碍统一的问题时，自由主义者一般更同意马克思的观点，而不是伯克的观点。确实，许多自由主义者会满足于缓和阶级差异，而不是将它全部消除。

但是，自由主义总的说来站在平等一边，不易与伯克的观念调和，伯克认为阶级差异可以为社会的统一作出贡献。

至于取得这一目标的可能性——废除阶级差异的可能性，自由主义者一般与马克思和伯克的观点都不相同。他们感到，阶级差异不能够用武力废除（或缓和），但是无论如何必须要废除（或极大的缓和）。其手段是建立超越阶级分歧的理智共同体。阶级不应该在接受社会中而应该在改革社会中得到统一。所有的阶级应该走到一起，成为一个单一的共同体，正如保守主义者要求的，但不是依然如故，而是应该成为一个改革的共同体，一个还不完善但是正在逐步完善自己的共同体。”

这里之所以引用这个较长的段落，是想说明，本书作者在探讨基本政治观念时，以客观论述不同派别的思想观点为主要任务。不是简单地划线，以要么全对、要么全错的方式来讨论不同的政治理念和原则，而是尽量接近各个流派的代表性思想家的本来想法，给以公正的评价。当然，本书作者的基本立场是作为西方政治思想主流的自由主义的。

为了让读者客观地了解主要的政治观点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发展，作者在每章后面列举了详细的推荐书目。这些精选的著作，都是本论题上有代表性的作品，对于理解基本的政治观念和问题，很有帮助。作者这种严谨的学术态度，同样值得嘉许。

作者指出，在二十世纪，人们面临着一些严重的问题，个人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威胁。“组织人”、“孤独的人群”、“大众的反叛”以及类似的词语，都是有名的警示。“通过这些警示，作家们表达了个人被社会吞没，丧失了自我的普遍感觉。从令人震惊的流浪人群和城市脏乱的场景中，从种族与种族之间的仇恨中，从无法控制的暴力使现在美国许多儿童在上学之前先要武装自己的事实中，我们看到了证据，个人已经变成了一个废品，可以被随便扔掉或轻易地摧毁。但是，如果我们在谈到‘个人的尊严’时，真的不明白我们指的是什么，我们怎么能够挽救个人呢？”

这是作者在政治思考中严肃地提出来的问题，实质上是如何处理个人与组织、社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一方面，如何维护个人权利不受政治权力机构和权威以集体和社会的名义进行的侵害，尤其是克服因种族、出身、阶级、地域、习俗等等的差异而产生的各种人为的不平等，依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另一方面，个人如何在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按照适合自己的方式去生活时，顾及社会和群体的合理的利益，维护公共理性，以巩固社会和谐和稳定秩序，避免社会的崩溃，同样存在着相当一些需要努力和改进之处。前一方面的恶性发展的一个结果就是所谓权威主义体制的瓦解，人们日益趋向自由和民主的体制。而后一方面的极端例子是在自由市场中，个人与小团体追求利益最大合理化的同时，却未合理地顾及社会总体利益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以致破坏生态环境，在财政金融上债台高筑，危及社会的基本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正因如此，本书作者所努力倡导并且身体力行的政治思考，在今天仍然显得重要和可贵。学会思考而不是盲从，遵从理性而不是迷信，我们在处理政治问题时就会主动得多。

这正是我向广大读者推荐本书的主要理由。

顾肃

2010年4月30日

于南京

廷德对政治思考所做的贡献

格伦·廷德（GlennTinder）的《政治思考：一些永久性的问题》一书在三十多年前第一次出版。在同类书中，本书更完善地论证了“政治思考（politicalthinking）”对建立起繁荣昌盛的公正社会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要了解这种可能性，就需要对西方政治理论和政治思考之间的共生关系做一个解释。

对于廷德来说，西方政治理论远远不只是作者对其时代所存在的问题作出的回答。政治理论是一种传统，由一些概念（concept）和观念（idea）组成，这些概念和观念来自于构成政治理论史的著作。政治理论传统中的概念包括一些观念，如权力（power）、权威（authority）和权利（right）。那些政治理论传统常用的概念，在政治思考中是用来反思（reflect）并探讨如何建立一个公正社会这个问题的。

要想实现一个公正的社会，必须认真提出许多疑难问题。由于没有一个人能够成功地单靠自己的智慧和经验来对付这些问题，那么，就必须在致力于这种研究的共同体（community）中寻找答案。还有，只有有了使人们能够参与讨论，做出理性的政治判断的共同语言，谈论创建公正社会的共同体才可能产生。西方政治理论的传统，包括它的许多概念和观念，提供了一种满足这种需求的共同语言，因而使政治思考有了坚实的基础。

许多作者在西方政治理论的共同语言的形成上给予了帮助，从而为政治思考提供了基础。在这一点上，有两种政治理论家。第一种是史学型（historian）的，他们探讨从古典时期到现代时期的西方政治理论史中的理论家们。史学型的政治理论家包括乔治·萨拜因（GeorgeSabine）、马尔福德·西布利

（MulfordSibley）以及威廉和艾伦·埃本斯坦（WilliamandAlanEbenstein）。每一个作者都帮助读者从历史背景的角度了解政治观念，从而不仅澄清了各种概念是如何形成的，而且说明了长期以来它们如何得到修订。政治理论史学家注重概念形成和修订的外部因素，促进政治思想家敏感地注意到一个事实，那就是随着概念运用的背景有所改变，这些概念的意义也可能会改变。

第二种政治理论家是思想型（intellectual）的，他们调查研究西方政治理论中主要的政治观念，以及对创建和培育人民能够繁荣昌盛的环境至关重要的政治观念。总之，思想型的理论家寻求保护一种文化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尽管有威胁到他们的社会势力或政治势力，他们所代表的政治观念和生活方式仍然可以得到保护。

在这些思想型的理论家中，有谢尔登·沃林（SheldonWolin）、列奥·施特劳斯（LeoStrauss）、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以及简·贝斯克·爱尔希坦（JeanBethkeElshtain）。沃林认为，西方政治理论史是一种传统，促进形成了一种公共的政治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多种多样的群体（group）中所存在的公共问题能够求得共同的解决方法。沃林担心，当前的环境充斥着各种群体，他们将某一特定群体的观点强加于整个社会，力图破坏这种政治领域。施特劳斯希望为自然权利（naturalright）的概念作辩护，他认为，自然权利是持久的真理（truth），不是社会习俗的产物，而是通过理智的探究所得出的真理。并且，这些真理应该成为用于区分政治应该支持的真正需求和应该抵制的虚假需求的标准。波普尔按照他的希望来看待西方政治理论史，他希望确保一个开放的社会得以战胜封闭的社会。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对所有问题——包括科学和政治问题——进行批评性的探讨是得到鼓励的。但是，在一个封闭的社会——波普尔争论说这是柏拉图提倡的——情况截然相反。波普尔宣称，在整个政治理论史中，不同的作者反复地表示过对柏拉图式封闭社会的支持。爱尔希坦论证了公共领域这一观念虽然在西方政治理论的传统中已经极为通常地发展为一种环境，为所有公民取得一个公正社会确定了基础，却如何最终还是否定了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妇女被置于私人领域之中。在那里，她们附属于男人，得不到尊严。其结果致使现代公共领域的基本观念，也就是所有人得到平等尊重的观念，听起来就很空洞了。

作为一位政治思想家，格伦·廷德对这两种政治理论家，史学型和思想型，在对重要的政治问题进行哲学探讨中所起到的作用都很欢迎。如此一来，廷德用政治理论史中的中心观念和概念来探讨一些特殊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与如何在当前世界中建立起一个公正社会有关。他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使他的读者们得以运用从政治思考传统中衍生出来的共同语言参与思索性的讨论。的确，读者能够轻松地想象到成为讨论中的一员，这个讨论中不仅只有廷德和他的观点，还有那些廷德接受的其他观点。廷德列出的问题是综合性的，本书的读者会很快地看到这一特点。它包括了重大的问题：不平等与平等的关系，权力的性质、限度和目的以及历史与政治的关系。在每一个大问题中，又有各种同等重要的问题，如谁应该掌权，为什么人民要服从他们的政府，政府应该遵守哪些道德规范，平等的原则应该如何实施于男人和女人，自由与平等之间关系的性质以及许多其他问题。

廷德写了苏格拉底应该写的书

廷德对政治思考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为读者树立了犀利的哲学智慧（intelligence）的榜样，所有人都应该用这种哲学智慧探讨政治问题。他的《政治思考：一些永久性的问题》一书被看做是苏格拉底宣言在当今世界的典范。苏格拉底曾经宣称：“没有经过检省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a在这一点上，廷德的著作把我们带上了哲学思考的旅途，旅途的目标是要获得一个公正的社会。在旅途中，我们能充分认识到运用政治理论传统进行思索、推理活动的这种思考本身的特性、所遭遇的挑战和所处的环境。

为了传授对这种思考本身的理解，廷德为今天的读者写了这本苏格拉底应该写的书。政治思考行为——思索及讨论——的特征，通过许多转折和偏移，一系列的争论和抗辩，并且通常缺乏能够满足所有人的确定结论而最好地表现出来。的确，政治思考不同于以某种政治概念为衡量标准评价一项提议或一种倡导行为。如果可以，所有的政治思考都可以缩减为推论性的陈述，如，“A是真的，如果B是A的一个实例，那么，B也是真的”。

然而，正如廷德指出的一样，在政治思考的传统中，概念只是为了引导对问题有更深刻、更增进的了解。在政治思考中，政治概念的作用通常由于悖论（paradox）——即看起来“自相矛盾（self-contradictory）”的陈述——而令人费解。悖论在即便相互矛盾，但从理性上可以得到辩护的概念之间建立起了很强的联系。政治思考中一个重要的悖论就是卢梭的论点：人类必须被强迫得到自由。卢梭提出，强迫和自由是两个相互矛盾的概念，但是也联系在一种互惠的关系之中。找出解释这些概念如何互补的办法，是政治思考的起点和动力。

这个任务总是与社会面临的实际问题或困难分不开的。卢梭的悖论是说，应该有法律来保护人民在实施个人自由时不受干扰，这些法律条例将对那些触犯它们的人作出惩罚。这就是说，为了自由，一定程度的强制（coercion）是必需的。但是一个社会为了自由能够忍受多少强制呢？有些人会说，一个政府为保护自由而行使的强制越多，这个政府就越有可能变得没有牵制，如此下去，可能引起对自由的践踏,而自由本应是受到政府保护的。这一观点的含义在于，当公民们自愿地尊重他人的自由时，自由就能得到最好的保护。因为这样一来，即便不能使政府的强制成为完全没有必要的,也能将其减小到最低程度。反对这一论点的人会说这种观点太幼稚，并相反地宣称，保护自由的最佳方式是强有力的政府有权实施一大堆法律。这种观点可能会导致对许多人施行严重的惩罚,以确保社会中最大可能的自由。

哪种观点更好？通常，解决这类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对一个问题出现的环境给予评估。也许，在有着强大而广泛的公民友谊的社会，人们会自愿地遵守保护自由的法律，因此，对政府强制的需求就减小到最低程度。但是，在人民之间有着高度的不信任感——如果不是厌恶的话——的地方，至少到公民友谊能够建立起来为止,政府用大量的强制手段来执行保护自由的法律，也许是最合理的方法。

政治思考中另一个熟悉的悖论是没有平等就没有自由。对许多人来说，这个提法联结了两个从理性上可以得到辩护、但又矛盾的概念。为了解释为什么会这样，让我们假设，“自由”这个名词是指人们有必要的手段对类似职业和宗教等事情做出自己的选择，并有机会在影响公共政策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当社会有关正义的概念要求提供给一个人的自由应该平等地给予他人时，这种对自由的看法就与平等相关联。但是，为了保证这种意义上的平等的自由，有必要为每一个人提供足够数量的基本条件。其中包括的都是基本的权利，言论自由、道德自由、宗教自由、结社自由和参与政治的自由。另外也应该加进去的是享有教育和医疗保健等的基本机会。只有当人民有了这些，他们才可能做出个人的选择，并且完全地、有效地参与政治体制。拿教育作为例子，如果没有良好的教育，人们不可能意识到自己的潜力，从而无法自由地选择他们的职业。但是，支持教育的钱应该从哪里来？有些人会说，应该主要来自有钱人。而有钱人也许会说，这种态度威胁到他们的自由。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要求相等程度的自由，可能会强加于他人一些压抑的因素，限制了他们的自由。

对于这个例子里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冲突，是否应该引起关注？有些人会说不应该，因为要达到平等的自由需要在社会中进行某种程度的财产再分配。当然，一个公正的社会会有一些财产再分配的政策，但什么是社会财产再分配的合理政策？到什么程度，这一政策就不再合理？有了这些问题，讨论现在就转向了合理问题，以及在考虑到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关系上如何能够最好地达到合理。

这些悖论——只是本书中能够找到的许多悖论中的两个——表明，廷德如何使思考本身成为苏格拉底论证方式的一个翻版。如同苏格拉底一样，廷德不断地向他的读者提出挑战，让他们用坚持相反观点的人所提出的答案，来考验捍卫一种特定观念的人所提出的答案。在整本书中，廷德论证，关键的政治概念能够使人们参与政治争论和思考，参与者从而学会既要彻底理解，也要用理性的智慧辩驳其他人的看法和观点。在争论中，有一点会变得清晰起来，这就是，概念有助于人们对重要的政治问题进行有成果的、深思的讨论，尽管这些概念促成的讨论可能永远不会取得使所有理性的参与者都能接受的结果。

政治思考将使人们在一些问题上获得结论性的答案。理智的政治思想家将会得出结论，暴政总是错误的，并且必须阻止反对人类的罪行，而一旦发生必须遭到惩罚。但是对于其他许多问题，最多也就是能够取得一种合理的妥协，从而没有任何参与者对结果感到完全的满意。然而,对于思考本身来说，更大的威胁来自需要根据某种意识形态体系解决问题的要求。的确，思考本身总是对那些承诺用简单的方法解决复杂问题的人存有戒备和疑心，因为复杂的问题需要不断的思索和探讨。对于廷德来说，政治“思考没有提供必然和明确的答案，然而，它打开了通往理解的道路”。

本书还清楚地表明，个人与社会都会从政治思考中获得确定无疑和极其重要的好处。有了政治思考，人们不仅变成自主的思考者，要求自己和他人对任何见解持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而且，他们对公共领域中的一个层面作出贡献，这就是，重要的事要通过理性的争论来决定。这样一来，参与政治的人们将用理性的思想和论述代替在目前的政治生活中太常见的浮浅言辞。这是为那些寻求公正社会的人提供的唯一可行道路。

为了让他的读者了解思考本身，廷德帮助他的读者去理解，在使公正社会成为可能的过程中，政治的目的不仅是保证人们——根据苏格拉底的看法——生存，也是保证他们生活得美好。a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有必要提供满足人们对食物、住所和安全的基本需求。另外，一个社会必须提供使生活值得经历、有意义的东西：共同体、自由、民主、正义、艺术、科学、宗教。

隔阂及“人类的不确定性”

尽管政治思考很有好处，廷德抱怨说，美国公众对包含“哲学气息和严肃性”的思考极不重视。他将这个问题归咎于多方面的因素。他提及这个问题就是希望能够说服读者，思考本身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对社会的重要性。在为这一见解辩护时，廷德决不给政治思考出现的实际原因贴金。确实，廷德为任何参与政治思考的人必须进入的舞台描绘了一幅令人清醒的图画：一个隔阂（estrangement）成为常态的世界。

对于廷德来说，“隔阂”意味着持续的“人类之间不统一”。隔阂来自于公民间缺乏持久的友谊和共通性，来自于非正义和战争的现实存在，也来自于极权政体的可怕经历。这些现实，以及许多其他相似的现实，使人们感受到自己遭到疏远的冷酷情感，例如愤恨和孤独。这些情感使人们不可能在自己的社会充分地感到无拘无束。面对这种经历的人，很自然地希望结束隔阂状况，以及这种状况给他们带来的痛苦。正是这种追求使政治思考成为必要。正如廷德所说，“如果人类没有遭遇隔阂，无论是静止的孤独，还是活跃的冲突，政治思考都不会出现”。

因此，政治思考必须正视笼罩人生的隔阂状况。在这方面，最严重的结果之一是伴随隔阂而来的不确定性。在隔阂状况明显的社会中存在一种强烈的意识，即人们受到许多造成痛苦的因素支配，这些因素不受任何人、甚至不受政府的控制。此外，人们也以不同的方式对付不确定性，有些是恐惧和愤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强烈的想逃离到不确定性不复存在的地方的愿望。更糟糕的是，有些人因而相信最好的逃避方法是一种政府形式，像所有珍视自由的人一样，廷德最害怕的一种政府形式：极权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为取消政治思考辩护的思想意识形态已成燎原之势。政治思考毕竟从来没有保证过，疑义和不确定性将从人类境遇中消失。正如廷德所说，“思考即不确定”，而且，通向“智慧的道路存在于不确定性之中”。政治思考接纳这些观点，就是承认，尽管不确定性会永远存在，但人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获取一个公正社会。相反，极权的意识形态保证，只要社会抛弃政治思考以及任何获取一个以民主、权利为基础的社会的希望，不确定性就会结束。这就为极权国家对人类尊严的恶意攻击打开了大门。当这些情况出现时，政治谋杀——仅仅因为他人的文化和哲学观点就强行杀戮——就成了普遍现象。

针对这种意识形态,廷德提倡他所说的“人类的不确定性”。这一学说推动的道德观是，面对现代生活的模棱两可性，我们应该坚信自由、平等和共通性。当公民维持思考的反思性

（reflective），通过自省反抗窒息独立思考和思想的铁板一块的统治——极权社会的精神特征，自由才能得到保证。当有不同才能与能力的人都认识到，很好地提出永久性的政治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没有权威的答案，每一个人必须仔细地考虑所有其他人的观点时，平等才存在。共同体有助于人们意识到他们的社会的创造性与有用的潜能，当人们共同确定要保持思考本身，而且特别要反对那些具有贬低或抹杀思考本身的意识形态倾向的人，共同体就会出现。

《政治思考：一些永久性的问题》是本经典著作，因为它有助于我们理解政治思考在寻求世界范围的公正社会中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史蒂文·M·德路

英文第六版自序

这一版的《政治思考》与前一版本没有实质上的不同。但我认为，这的确是一本更好的书。我进行了三种不同方式的修改。首先，我完全重写了与三个不同问题有关的争论。这样做，我不仅加强了对争论点的描述，而且引进了政治理论家们在近期争论中的辩论。此外，我重写了十五个段落，长短篇幅从一个小段落到两页半不等。有了这些新的段落，我想我在风格上和内容上都有了很大的改进。另外，我还得以去掉或重新整理了参考材料，使之适于时事。有些在早期版本中出现的事件，现已过时，因而会造成一种时代错误的氛围。最后，我从头到尾梳理了整个手稿，寻找我可以在细节上进行改进的地方。我找到了不少这样的地方，通常是每页二三处。这些改进不仅是在风格和明晰度上，而且在理论的精确度上也有改进。我也极大地改进了两个问题的措词。

我相信，这些改动累积下来的结果，就是一本比前一版本更容易阅读、更发人深省，以及为讨论和讲解打下了更坚固基础的书。我想教师们将会发现，目前的这个版本更有意思。

需要提到的是，有两个人为《政治思考》作出了重大贡献。一位是新泽西的鲁比·里莫（RubyRiemer），她是一名女权主义作家和教师，也是一位好友。鲁比是出版社（在我的推荐下）聘用的，以防我在从事讨论女权主义问题（在准备前一版本时）这一冒险工作时，迈错了步。她陪我走完了每一步，从一开始推荐书目到检查最后的手稿。作为男人，我无疑有时会犯错误，但还没有糟糕到有很多痛恨的叫喊传到我的耳朵中。这最终归功于鲁比的批评和建议。

我还想提一下杰克·贝蒂（JackBeatty），他是一位老朋友，现为《大西洋杂志》的高级主编。杰克在之前的二、三个版本中帮助过我，不仅对内容提供了有价值的建议，而且帮助我去掉了许多风格上的不当之处。杰克的影响（如同鲁比的一样）仍然留在书中。

格伦·廷德

出版后记

廷德似乎丝毫也不打算掩饰并非友好的态度，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读者很快就会遭遇封扉上引用的克尔凯郭尔那诗意迷人却又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的语句，紧接着是目录中的一连串问号，这一切似乎都透着一种不详的预兆。阅读开篇第一段，廷德甚至赤裸裸地告诫读者，这是一本困难而费解的书，因为书里并不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他的态度近乎强硬——“这是个警示，不是道歉”！

也许，这只是廷德的一种策略？为了激发读者在求知欲上的男性气概？为了拣选合适的读者而避免对谁也没有好处的误会？不管怎么说，廷德是开诚布公的，不仅承认对书中提出的问题自己也没有确凿的答案，而且勇敢地在这个认为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会随时间之流有所改变的年代坚持宣称存在一些永久性的问题——这本书的写作就是为了证明这一点而展开的行动。而且，廷德也不是那么冷漠无情，他非常友善地提出了思考的艺术所需要的几点建议。

如果你已经被字里行间透出的严肃气息吸引，并且对廷德所谓的永久性的问题——那些“问题的提出不是简单地为了让你了解其他人的窘境，而是为了让你陷入自己的窘境”——好奇，那就义无反顾地踏上这趟政治思考之旅吧。

廷德首先批判了美国社会强烈的行动欲和对事实的癖好，它们使得对思考的赞美流于表面的恭维，这种实用主义的氛围不欢迎任何看不到实际效益的思考，遑论争论了几千年的挥之不去的问题。譬如，廷德在接下去的两章提到的两个问题——人类在本质上是隔阂还是统一的？是平等的还是不平等的？廷德对这两个问题的剖析使我们看到，这是两个几乎将西方所有有分量的智者都卷了进来的问题，他们争执，他们抗辩，激起了历史中相互角力的力量奔涌向前，型塑了我们今天复杂的政治世界。我们还将看到，在接下去的分析权力与掌权人、权力的限制与目的的几章中，你对每一个重要问题的决断几乎都取决于你如何回答这两个问题，它们如草蛇灰线一般在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细入无间。

如果说前面的章节是在共时性的层面探讨政治思考，廷德在最后一章则着手政治思考的历时性层面。由于政治生活不是发生在真空之中的，而是发生在寄予着人们的恐惧与希望的有血有肉的历史之中的，这就使得这一章尤为重要。不宁唯是，由于现代世界的历史意识拆解了古代与中世纪的客观真理观念，这将使得所有严肃的政治思考受到犬儒式的玩世不恭的挑战，这也维系着廷德期望通过严肃的政治思考建立公正社会的成败。

廷德似乎给我们留下了一片废墟，由于我们在根本性的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由这些问题决定着的其他问题也就总是令人疑窦丛生。在最后的结语中，廷德借康德的二律背反以及克尔凯郭尔的悖论概念阐明了“人类的不确定性”这一观念。在他看来，不确定比教条要好，怀疑比放弃思考要好：“思考行为是一种自由宣言；严肃地对待反思就是永不屈服”。而苏格拉底则是平衡个人独立和社会责任的一个典范，也许，这个榜样能够激励我们在政治思考的公海上扬帆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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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