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 变风变雅:清季民初的诗文、学术与政教:: 陆胤 上海人民

叙论 / 1 甲辑雅废夷侵 “哀六朝” ——晚清士大夫政教观念的中古投影 / 27 民国二年的“癸丑修禊” ——兼论梁启超与旧文人的离合 / 55 “海内三古文家合像”与清季古文风尚 / 79 乙辑道术科分 张之洞学制规划中代国族 ——从《劝学篇》到癸卯学制 / 103 梁启超新史学的外来资源与经学背景 / 149 从书院治经到学堂读经 ——孙雄代经学教育 / 197 丙辑文学小言 东西知识网络中的《文学说例》 ——章太炎早期文学论的屈折 / 253 小说与政变 ——《捉拿康梁二逆演义》考论 / 277 戊戌维新的文学面 / 300 新青年的“老童年” / 319

陆胤，1982年生于江苏省苏州市，2001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2011年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专研晚清文学及相关学术文化史，出版有专著《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发表论文多篇。

本书所集文字疏密有别、长短不一，或榷论学风，或解读诗文，或考证丛残，却大致围绕着一个问题，即清末民初诗文、学术二者与政治(或少是“政局”)的互动关系。此类讨论当然不限于考索文学文本或学人文献中的政治本事，更非出于机械的社会反映论，而是意在摸索“变风变雅”时代共通的表达结构。 学术文化常见的状况是，每当朝鼎盛、制度稳固、人心安定之时，学人在社会结构中容有稍为稳定的位置或出路，社会政治背景变得间接，学展更多体现内在属与内部逻辑。当然，也存在外部环境过于压抑，促使学术内转的情形。而一旦纲解纽、制度更迭、民生多艰，甚如清季民初这般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巨变”，则学术、学人随世运浮沉；所谓“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在乱世中常常反之亦然。研讨此类时期的诗文、学艺，似更应兼顾政治环境。不过，清季民初的复杂还在于，这是一个泛政治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去政治的时代。张之洞《劝学篇》对举“中学治身心”与“西学应世事”，将“内圣”和“外”分别付与中、外学术，貌似维护儒教，实则已然开启中国传统学问从儒家素来讲究的政治领域撤退的趋势。癸卯学制颁布后，国维针对大学不设哲学科，指出“学问之自由独立，上所不禁，然理论之与实行，其间必有辨矣”，则更代学科自律的角度，强调学术研究与政治行动的界限。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林纾与魏易合译兰姆姐弟《莎士比亚故事集》为《英国诗人吟边燕语》，自序称：“盖政教两事，与文章无属。政教既美，宜泽以文章；文章徒美，无益于政教，故西人惟政教是务，赡国利兵，外侮不乘，始以馀闲用文章家娱悦其心目。”莎翁、哈葛德故事中的神怪因素，并不构代西欧政治文明、科步的妨碍。此种从西洋文学翻译导出的“馀闲”文章观，随即与“美术”“美学”话语结合，划定了词章与政治的分际。 因此，清季民初诗文学术与政局之间的关系，往往不是反映论式的“直射”，而多为路线多歧、心曲复杂的“折射”乃“激射”，需要找到一些联结网络的中介，而非直截唐突的对应。此而言，中国古代所称“教化”代以降成制度的“教育”，或许可以构成一个节点。无论古今中西，正是文辞与学术提供了“教”的质料，而“教”的外在目的之一便是良好政治的实现。《孟子》云“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尽心上》)；亚里士多德则以教育为其《政治学》未完终卷的内容，宣言“邦国如果忽视教育，其政制必将毁损”。黄宗羲称“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此说在清初不过是遗民守先待后的空想，在清末却不断得到趋新之士援引，成为教育变革的依据。学制改创与教学场合的变迁，造了新学堂这一政治运动的温床，亦使得学术、文辞得以在自身领域日益明确的同时，仍以学堂、学生为媒介间接塑造政治。传统上以制为中心的“政教”趋于没落，但启蒙或救亡话语下改头换面的“政教”也正在崛起。数年前出版的拙著《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代学术的张之洞学人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曾冒昧地提示晚清有一种从“政教”到“文教”的变化。自今思之，“文”能否填补经学式微后“政”的空缺而承担“教”的责任，或许仍存疑问。但以“教”为支点，考代学术、文辞与政治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大概仍是一个值得持续深入的方向。 本集收录十篇文字，大略按主题分为三辑： 甲辑“雅废夷侵”，主要从解读诗文和文人游入手，探索学士大夫在他们所谓“小雅废四夷侵”局面下的委曲心境。中国传统上的“士大夫”理念在西文中常被译为scholarbureaucrat或literati and officialdom，学者将之解读为士大夫统合政治与文化“二重角色”的表现。此种“二重角色”或“业馀”空间代以来却日益受到专业化趋势的挤压。无论是晚清士人“六朝”观背后政势判断与文化标准的由合而分，还是“永和以后十六癸丑修禊”中政治家梁启超与诗文之士视野的参差，似乎都可为这一观察增一注脚。清代古文盛称“桐城派”，但桐城文章掩袭一世实在咸同以降。清末学堂新式教育兴起，其中“国文”一科的发端，为行将木的古文辞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光绪二十八年初桐城宗师吴汝纶与冒广生、林纾的一张合影，不仅堪为清季京师古文风尚的旁证，更是世变之中“文教”因革的见证。 乙辑“道术科分”，收入三篇在学术史、教育史方面试探的长文。《庄子?天下》篇谓：“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清季民初同样是一个道术分裂的时代。惟引起分裂的因素，除了“天下”的动荡，还有外来的学术分科。取代西方的分科体系不仅导入了一些的学科和知识，更重组了中国固有的学术门类和书籍秩序。经学、子学、史学、词章，无不有待于重新构造框架、“发明”传统、填充内容，以适应新式教育的需要。但这一过程又非如水之下，而是往往遭遇回流，埋藏潜流；“被发明”的传统也不妨借尸还魂、卷土重来。张之洞为晚清官办新教育的枢纽人物，从《劝学篇》到“癸卯学制”，其学制规划在导入外来分科体系的同时，更活用学科之间的配合，凸显时、空两个维度的国族共同体意识。梁启超开启的“新史学”亦代一大思潮，影响力溢出史学之外；以往研究多关注其汲取外来资源的途径，实则“新史学”框架背后的《公羊》经学背景亦值得注意。清末学堂设立“读经”课程，其宗旨与方式，与传统书院经生治经有所不同；辛亥前后，教育界废经之论甚嚣尘上。南菁书院出身而先后投身幕府、管理教育，终成为京师大学堂文科监督的孙雄，可视为亲代经学教育变迁的一个贯穿人物。 丙辑“文学小言”，收入有代文学研究的几篇文字。此辑所称“文学”，与甲辑关注的诗文之学略有不同，乃指代分科体系下对应于西文Literature或Bellesletters的领域，括小说戏曲及白话文等。在清末“文学”观念史的研究中，章太炎的论述一直备受关注，《文学论略》《文略》等篇标举“有文字箸于竹帛”的定义，常被误解为一种复古而笼统的“大文学”论。但若回溯其早年的《文学说例》一篇，则可彰显章氏援引西学资源的脉络，以及他从“小学”基础构建“文学”所针对的具体问题。戊戌百日维新和随后发生的政变，为晚清政治的重要关节。关于这段“时事”，清季民初曾流行过多个版本的“康梁演义”小说。作者的顽固立场和虚构的诬枉情节，并不妨碍这部小说在主流的戊戌政变史叙述之外，传递某些意外的“真实”。本辑所收后两篇小文，一则发掘戊戌维新的语文教育侧面，一则检讨“五四”一代回忆中黑暗的晚清童年。这两篇短文分别对应着年从事的两个研究题目：“晚清新式国文教育的兴起”和代中国的阅读转型”。 以上十篇文字，写作的时间跨度较大。早完成的“癸丑修禊”一篇，原是关于清末民初报刊诗文栏研究长文的后一部分，初稿还是在方格稿纸上手写的完成的“海内三古文家合像”一篇，则为去年国内疫情严重时期闭门“e考据”的产物。十篇文字先后在各种场合发表，或见于专业期刊，或收入会议论文集。在此谨对各刊、集的匿名审稿人和编辑，各次会议评议人和主办方致以诚挚的感谢。我的学问生涯始于阅读晚清诗集。初，在业师夏晓虹教授指点下，曾湘绮楼诗代报刊诗文栏、“同光体”等主题试撰过一些也曾一度确定代诗学与政治”为研究领域。“变风变雅”的题目，本是为这一课题准备的。可惜世路多歧，自己的读书兴趣更是“流质多变”，没有能在这个领域坚持下来。差可的，是“变风变雅”也未必从狭义上理解，如果纳入学术史、教育史的视野，或许还更《诗大序》的本义。无论如何，夏老二十年来的教诲、照顾和宽容，以及她对待生活波澜那淡不惊的态度，值得我永远铭记。多年来赐予我各种教示和帮助的师长、亲友尚多，在此恕不一一列举。感念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张钰翰先生与我仅存一面之雅，却慨赐出版机会，并担当了本书的编辑工作，卓有古人之风。书中任何疏漏，自应由作者负责。仓皇之际，改定文编，正恐多有不到、不尽之处，统祈读者诸公呵斥。 2021年3月24日于京西龙背村

《诗大序》曰：“于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在风雅正变的话语中，“变”只是一个脱离常轨的时刻，终还是要回到“经”与“正”。但清季民初“变风变雅”的正面化，却萌发了“风雅”独立于“政教”的可能。 本书所集文字大致围绕着一个问题，即清季民初诗文、学术二者与政治的互动关系。此类讨论当然不限于考索文学文本或学人文献中的政治本事，更非出于机械的社会反映论，而是意在摸索“变风变雅”时代共通的表达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