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早期令人厌恶的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带来的不同影响，在揭示20世纪后期西方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发展状况上，提供了与法系渊源同样多的解释力。
在第一部分，我梳理了将法系渊源和金融结果相关联的理论，并将有关大陆法和普通法典型差异的法学观点付诸应用。首先，据说普通法制度仅作较少的规制，它们更喜欢市场解决方法和私人契约，而不是中央集权和集中规制。其次，普通法法官运用普通法基础上的受信义务，更好地保护了外部融资者，尤其是少数股东。与此相反，大陆法法官则受制于僵化的法典。再次，由于法系渊源的形成远在当代金融结果产生之前，所以市场不能决定渊源。由于普通法系国家比大陆法法系国家更好地保护投资者，渊源似乎在理论上极大地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
但是，这种关联似乎更多出于偶然而非必然。渊源和投资者保护的本质联系似乎是微弱的，缺少这样的联系，就会失去这一理论的关键，这意味着大陆法和弱金融市场的强因果关联就可能不存在。法学界的许多人认为，在政策需要引导着各国进行规制和法典化的现代经济中，大陆法和普通法的典型差异并不十分重要。而且，虽然普通法开放式的受信义务有着事后力量，但是大陆法体制也同样能够运用且的确运用着开放式的事后调查，只是它们并未被贴上受信义务的标签。此外，普通法制度只是更多地运用了受信义务。许多普通法的投资者保护措施来自事前规制（想想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它赖以工作的厚厚的证券法规汇编吧），这不是普通法关键的制度优势。再者，并不是法律不重要，而是一旦支持资本市场的首要政治条件成就，任一渊源都能创制金融市场需要的法律制度。
在第二部分，我描述了20世纪全世界的制度变迁。规制随处可见；立法者至高无上。相对于规制者而言，法官在经济决策中的重要性已逐渐消减。在美国，我们不仅同时利用着证券规制机构和受信义务，而且在规制预算和人力投入等方面，比我们的大陆法系兄弟更密切地规制着金融。我们通常利用规制来建立市场保护手段：美国证券法典是厚实、具体且详细的。因此我们寻求的保护外部投资者的功效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问题主要不在于法律工具的选择，而在于政治意愿。坚定的政治制度能够轻易克服法律体制上持续存在的细微差异。
在第三部分，我检验了一些数据。虽然法系渊源预示着证券市场的实力，但简单的象征性立法政策也会做得如此之好。虽然人们可以对国别回归分析的结果表示怀疑，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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