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展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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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信息 |
| 图书名称： | 中国文学纵横 |
| 作 者： | 夏志清 著，万芷均 等 译，刘绍铭 校 |
| 定价： | 108.00 |
| ISBN号： | 9787208156210 |
| 出版社：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 开本： | 32开 |
| 装帧： | 精装 |
| 出版日期： | 2019-05-01 |
| 编辑推荐 |
| 适读人群 ：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海外汉学研究者，文学爱好者 20世纪文学评论巨擘夏志清传世之作，简中版结集 会通中西观照中国文学，眼光独到，见解超脱，锋芒尽显 抱持人道主义立场，审视中国文学得失 |
| 内容介绍 |
| 《中国文学纵横》收录了夏志清十四篇关于中国文学的评论与论文，均为作者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发表，也是他本人希望能够传世的作品。夏志清纵论中国传统戏剧、古典乃至近现代小说，观点独树一帜，不乏惊人之语；他和同行的论争更是不留情面，锋芒尽显。 全书分四辑：第一辑从批评的角度探讨中国文学的实质与意义，同时检视西方学者欣赏、评价中国文学的角度和方法；第二辑专论中国的传统戏剧；第三辑是关于古代和近代中国小说的评论；第四辑侧重现代小说，专门分析了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和女性在左翼革命小说中的角色问题。 夏志清的文学批评，贵在他既熟悉西方文学的精神与内涵，又了解中国文学的脉络与审美。因而在同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呈现出既不同于西方汉学家，也不同于中国本土文学研究者的面貌。他的文章多有新解，文字针对性强，批评时不留情面，譬如与普实克、浦安迪等学者的商榷文字，就很见锋芒。 |
| 作者介绍 |
| 夏志清（1921—2013），1947年赴美，1951年在耶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先后执教美国密歇根、纽约州立大学、匹茨堡大学等校。1961年在美国用英文出版了使他一举成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任教哥伦比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1969年为该校中文教授，1991年荣休后为该校中文名誉教授。 刘绍铭（1934— ），广东惠阳人，生于香港，笔名桑鲁卿、二残、袁无名。1960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是学者夏济安的学生，与白先勇、李欧梵等创办《现代文学》杂志，1966年获得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新加坡大学、夏威夷大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香港岭南大学。 |
| 目录 |
| 编辑说明 校订余话 序言 致谢 I 理解中国文学 中国古典文学——作为传统文化产物在当代的接受 中国小说与美国批评——关于结构、传统与讽刺的反思 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 II 传统戏曲 熊译《西厢记》新序 汤显祖笔下的时间与人生 III 传统与早期现代小说 战争小说初论 书评：《红楼梦的原型与寓言》 文人小说家和中国文化——《镜花缘》新论 新小说的提倡者：严复与梁启超 《老残游记》新论 《玉梨魂》新论 IV 现代小说 《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导言 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 残存的女性主义——中国共产主义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注释 |
|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
| 中国古典文学 ——作为传统文化产物在当代的接受 万芷均 译 一 相比起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不论在形式上，还是思想上，都大量借鉴西方文学，少了点独特的中国韵味，因此不在本文讨论之列。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国家岌岌可危，文明落后僵滞，中国现代文学大致就在这样的境况下诞生了。现代文学，尤其是1917年“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文学作品，是现代中国文化与历史中至关重要并且仍在不断发展的一部分，也必将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受到相关学科学者的密切关注。至于中国人自己，不管身处何地，只要心系中国的命运，也必当阅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虽然在1949年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中国大陆的文学让人大失所望，但在“文革”结束后不久，众多作家便以诗歌、小说、戏剧的形式讲述他们眼见、耳闻、亲历的真相，由此也可证明，即便受阶级斗争意识的影响，坚持真实的现代精神也很能经受考验。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大陆，对本国当代文学有浓厚兴趣的中学生、大学生远多于热爱本土文学的美国同龄人。 总的来说，本文探讨的对象仍以中国传统古典文学为主。中国古典文学的发轫早于儒家思想，但它主要表达的主流中国文化却服务于尊儒的集权政府。古典文学土生土长于中国，其体裁类型也是明显的中式。创作者基本都是求取仕途的读书人，但他们也没有与民曲民谣、口头文学就此断绝。相反，到后来虽然许多文人自幼习惯用文言作诗词，但仍大量运用通俗白话创作戏曲和小说。然而，除了民谣和部分口头文学，民众对古典文学形成的影响就微乎其微了。外来的语汇、思想（以佛教为主）早已成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因此对外国人而言，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也不会存在理解上的问题。至于由利玛窦（1552—1610）等耶稣会教士传入朝廷的近代西方文明，因为在17—18世纪的文学作品中鲜有提及，所以把文学史的现代时期定为20世纪，想也不为过。 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在当代海外的接受之前，自然应当首先估量一下两岸国人对古典文学的接受度，一种文学要是中国人自己都没兴趣，更不用指望外国人能靠翻译读得津津有味。毋庸置疑，历史上古典文学对士大夫学识、心性的培养至关重要，因而也有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政治秩序的稳定。同样，凡有意攻读中国文化和历史专业的学生，至少也该将那些公认的经典作品熟读于心，不论其文学价值与流行程度如何，读不了原文也应当读读译文。不过，即便是莎士比亚，其作品的内在价值也同样仰赖于对青年读者的长期培养，需要他们懂得欣赏莎士比亚，更需要他们首先愿意接受严苛的培养与教育。如果所有的年轻一代都对莎翁的诗歌置若罔闻，那么莎士比亚便会失去其内在的意义与价值；如果这种漠然的态度持续十几年，估计那时的教育学家们便会改换课程，把莎士比亚换成其他更受欢迎的作家。说不定未来的一天，专攻汉学的学生对古典文学也会只余下一点象征性的兴趣而已。 在古代，若要博取功名、著称文坛，就必须掌握儒家的经典著作，以及重要诗人、散文家的代表作品，因此中国古典文学一直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然而，1905年废除科举后，古典教育自此不再是取得功名和学术成就的唯一途径。到20年代，白话取代文言成为文学创作和新闻报道的主要叙事媒介，古典文学的地位由此更是一落千丈。如今，随着海峡两岸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偏好科技、医学，以及人文学科中更有“钱途”的科目，中国古典文学这一文化遗产的存续几乎主要依赖高中教育里最基本的名篇阅读和简单的文言写作。不过，当高中教育课程需要纳入新的学科和技能（如计算机）时，文言与古典文学教育势将退居次位。如果好的文化修养意味着自幼精读本国经典，虽不求文笔雅致，但至少能文法通畅地写作，那么可想而知，不论在美国，还是中国大陆或者台湾，人们的文化修养必将进一步下降。 除了老师，家庭、朋友对一个人的阅读取向也有很大影响。在我的学生时代，要是课堂上教的、背的是唐宋大家的散文，那我们课余便会自己去读文言小说，我的朋友们或早或晚都读遍了五大名著（那时《金瓶梅》还是禁书），以及除此之外的许多章回小说。我猜，打倒“四人帮”以前，这也是大陆许多学生的写照吧：当时的小说无聊得很，外国小说的译本又不多，自然而然，学生们便会读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这类小说作为消遣。但是到了今天，电视触手可及，外国文学翻译比比皆是，从《堂吉诃德》到类型小说畅销书不胜枚举，更不消说五花八门的杂志期刊和琳琅满目的现代小说。与台湾的情形一样，传统小说在大陆的热潮终会过去。1981年，鉴于年轻一代的古文阅读能力普遍下降，一家报社的编辑促成了四十六册古文经典的白话翻译，从《诗经》到《老残游记》，内容十分丰富，也极获好评。现在台湾的青少年读者手里拿着的正是这些白话译本，即便如《西游记》和《红楼梦》这一类的通俗小说，也是以节缩本面世，只保留几段原文作为样章附在译本当中。 读了上文，大家也许会以为年轻一代之所以对古典文学兴趣索然，主要在于语言能力的下降；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证明，即使没有多年积累的文学根底，照样能读《三国演义》《水浒传》。如果这些家喻户晓的经典作品开始受人冷落，那也只是因为其他读物更受欢迎罢了，譬如最近的武侠小说、历史演义，或新译的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和维多利亚·霍尔特（Victoria Holt）的作品。与中国传统小说相比，读者当然会更倾心于19世纪与现代派的西方经典小说。这便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现实。尽管在新文学与旧文学的论战中，有几部古典小说得到了新文学论者的推崇，但整体上传统小说都因其思想落后、缺乏人道主义而受到猛烈抨击。对于当时的文化领袖如胡适、鲁迅而言，西方小说有着毋庸置疑的显见优势。 既然中国传统小说的读者在这几十年间都已在逐渐流失，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大多数中国人完成学校教育后便不会再接触古典诗词、散文和戏曲。这情形跟美国差不多。今天大概只有人文学科的教师、职业作家和出版商还会继续阅读小说以外的古典文学。但平心而论，就中国文学的声誉而言，读者诚然越来越少，这些文学作品的作者却依然被尊为民族英雄，并在中国大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声誉与赞赏。虽然传统文学在“五四”运动中遭到抨击，但就我所知，还并没有一个人曾真正诋毁过屈原、陶潜、李白、杜甫、苏轼、关汉卿、施耐庵、汤显祖和曹雪芹；尽管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批判，但如今他们的名字已超乎意识形态之上，成为文化的英雄。批斗旧文化是为了满足历史流转的一个冲动，而英雄崇拜则是文化演进的另一个必然。中国杰出的科学家不多，而历来的政治家又都以儒家思想为重，自然要对历史上的文学巨擘大事表扬。在我看来，相比1949年以前，屈原、杜甫、关汉卿和曹雪芹如今都受到了举国上下更大的尊敬。环顾四周，我们在邮票上缅怀着他们的过去，在小说、戏剧、电影里一遍又一遍上演着他们的作品与事迹。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被供奉为鲁迅和毛泽东的先驱，是帮助人民挣脱封建文化、关心民间疾苦的引路明灯。 在任何一场表扬大师的大规模文学批判运动中，矫枉过正的论点在所难免。元老级的作家受到无上的尊崇，其优点更在公众眼中愈加放大。其他次要的文人作家呢，则被斥为封建主义的典型产品。不过，在这一民族英雄的塑造过程中，应运而生的还有关于其作品的新的诠释、研究和英译（当时大多数的英译本都出自杨宪益、戴乃迭之手）。不论古典文学如何失宠于大众，这些新的版本无疑对致力研习古典文学的学生大有裨益。乐观点说，尽管就受教育的总人口来看，古典文学的读者数量急转直下（曾几何时，凡识字者皆古典文学），但相比明清时期，现在古典文学的忠实读者绝对比那时期多。我想，单单是中国语言与文化的教师都应当比1790或1890年考中科举的总人数要多。与古代做官的不同，今天大多数中文教师恐怕都得读点古典文学，不然在同行间难以立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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