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龙头蛇尾
副书名：明代中国与DY次东亚大战，1592—1598
著者：[美]石康 著 周思成 译 孙中奇 校
书号：9787513944311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12
定价：82.00元
装帧：精装
开本：32
字数：295千
页数：424
16世纪末，经过张居正的改革，明朝一扫颓势，年轻的万历皇帝采取积极和颇见成效的边疆政策，延续了明朝的军事中兴，但朝廷党争也愈演愈烈。未来的后金汗努尔哈赤征服女真各部，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新兴力量。宣祖李昖治下的朝鲜饱受党争之扰，内政荒疏，军备废弛。出身卑微的战国枭雄丰臣秀吉平定各方势力，渐次统一日本列岛，开始把目光投向大陆。
1592年春，企图征服明朝的丰臣秀吉集结大军于名护屋城，下达了渡海侵略作战的命令，兵锋直指朝鲜。5月，日军登陆釜山，一路势如破竹，朝鲜君臣无力招架，紧急向明廷求援，一场持续六年、投入数十万将士的东亚大战由此拉开序幕。
在本书中，军事史家石康重视运用中方史料，关注战争动员、战略战术、军事技术、后勤补给和战场环境，分析内政、外交与军事的互动，对围城战、山地野战和海战等诸多战斗细节的描述扣人心弦，立体地讲述了这场大战的来龙去脉。在他看来，万历援朝之役是近代东亚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场战争，不仅改变了当时三国的历史走向，也深深影响了今天的东亚地缘政治格局。
石康（Kenneth M. Swope），美国历史学家，南密西西比大学历史学教授、战争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他的主要学术兴趣是明朝史，特别是明朝军事史。主要著作有《龙头蛇尾：明代中国与**次东亚大战，1592—1598》《明朝的军事崩溃，1618—1644》等。
译者
周思成，湖南长沙人，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蒙元史、民族史和军事史。已出版作品《大汗之怒：元朝征伐日本小史》《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等，另有译著多部。
校者
孙中奇，南开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前 言
致 谢
凡 例
中式度量衡单位
战争大事年表
导 言 难忘之战
**章 疆场未宁——万历帝与明朝的军事中兴（1570—1610）
第二章 山雨欲来——战争的前奏
第三章 龙之首——日军猛攻
第四章 蛇之尾——朝鲜获救（1593—1594）
第五章 困于龙与旭日之间——和议与占领（1593—1596）
第六章 重返鬼门关——日军*后的攻势（1597—1598）
第七章 余波与回响——历史语境下的**次东亚大战
注 释
参考文献
译校后记
疆场未宁（节选）
1619年4月中旬，萨尔浒之战，明朝派出四路大军讨伐不久前崛起的后金新汗努尔哈赤（1559—1626），结果三路溃败。萨尔浒地处辽东，辽东是长城外的东北地区（故不属于内地）。明朝虽一直宣称统辖辽东，但仅是依靠世袭的部落首领予以羁縻。努尔哈赤就是部落首领之一，明朝认为他忠诚可嘉，却不料他在1616年宣布在辽东建国。尽管明朝与努尔哈赤父、祖被杀脱不了干系，他却成了明军悍将李成梁（1526—1615）的养子，甚至在16世纪90年代提议出兵协助明军将日军赶出朝鲜。
1619年，政治—军事形势发生剧变，努尔哈赤的女真人（后称满洲）不断扩张他们的领土和势力，大明帝国却日薄西山。正如史家黄仁宇所言：“1619年初的辽东之役，结束了明朝在该地区无可争议的统治，也让满洲能与明朝分庭抗礼。”努尔哈赤善于集中机动兵力，以约六万女真军大败十万之敌；明军却分为四路进军，结果遭到各个击破。在此战中，努尔哈赤充分利用了自己熟知当地地形和天气的优势，他麾下的军队也善于机动。战场上唯一幸免的明军总兵是李成梁之子李如柏（参加过援朝之战）。不出意外，朝廷对李如柏起了疑心，他被指控勾结外敌，怯懦畏战。其实，李如柏只是遵从了主帅杨镐（？—1629）军令而遭遇敌袭。李如柏不愿面对指控，自缢身亡。他死后，崇祯帝（1628—1644年在位）为其昭雪。
尽管多数学者承认，在满洲崛起过程中，萨尔浒之战是一个决定性事件，却鲜有人从晚明军事发展的广泛视角来评价萨尔浒之战的重要意义。这场战役常被视为是给明朝的坟墓又撒下一抷土（且作用颇大），这座坟墓则是此前数十年间一点点挖好的。不过，这一解释更多属于修正主义史观，而非审视原始史料之后做出的冷静分析。从满洲政权的角度看，萨尔浒之战必然要掩盖明朝曾经的军事成就，好让满洲显得更加强大，明朝显得更加腐败低能。辽东战役确实是一场惨败，但是，最好将之视为明朝的军事中兴和对外干预时代的结束，这个时代长达50年，萨尔浒之战并非明朝衰亡的另一段插曲。
在萨尔浒之战前，有整整50年时间，明朝与蒙古相安无事，数次插手缅甸的边境争端。在东北和西北，明朝在女真和蒙古地区发起袭扰和精准打击，镇压了西北要塞宁夏的一次大规模兵变，两度调遣数万军队将日军逐出朝鲜，在西南方向调遣二十多万大军平定了播州土司的叛乱，还对形形色色的盗匪和土著发动了多次小规模作战。自始至终，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明朝仍是东亚的霸主。
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比起草原上的游牧民，内地的汉人王朝不太尚武，对外偏好采取守势，奉行孤立主义。这些王朝的疆域通常比不上“征服王朝”，即便现代历史学家，直到不久前也大多轻视其武力。例如，明代的武力，就被广泛指责为帝制中国历史上最弱的之一。与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的看法相似，史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也认为，明军是“社会渣滓，来自流氓无赖、囚犯和盗匪”。明朝的军事制度显然不无弊端，但这一类看法掩盖了如下事实：在明朝存续的大部分时间里，军事制度是王朝统治中一个充满活力、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超过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这个制度有效保证了世界上人口最庞大的帝国的总体和平与稳定。明朝官员竭力应对种种令人困惑的军事挑战，同时不懈地追求军事实力的改善。
尽管明代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和平安宁的时期之一，史家范中义指出，自1368年到1643年，明朝进行了约275次规模不等的战争，这还不包括晚明抵抗满人的各次战争。江忆恩（Iain Johnston）也认为，在此期间平均每年发生1.12场对外战争。他认为，明朝实际上是一个颇有侵略性的军事强权，而明朝的作风符合“武经七书”的传统思想——“比起静态防御和绥靖政策，更偏好攻势战略”。
这种作风要求军事技术持续进步，尤其是火器。明朝在15世纪初便创建了神机营，并在16和17世纪及时地引进了外国的先进火器。明军进攻和防守，机动作战与静态作战，皆用火炮。明人也使用各种火枪，只是颇为有限，有些火枪是国产的，有些仿造自外国型号，例如荷兰设计的“红夷大炮”。明军或许曾用小型火器装备骑兵，因大抵无效，故数量很少。明朝也用火器广泛装备水军，在与侵朝日军作战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范中义认为，广泛装备火器，或许是明朝军事成就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朝着更现代化的战争方式的进步。孙来臣更是提出，明朝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火药帝国，根据他的论证，直到1500年，中国都是全亚洲最主要的火药技术输出者。他断言，明朝应当被视为全球“军事革命”的发起者，否定了西方学者关于军事革命起源于近代早期欧洲的说法。孙来臣还发现，早在1450年，明朝边军就普遍装备了火器。此外，中国的火器在14世纪20年代末传入欧洲，约在同一时间，火药技术也传入朝鲜，比日本接触到火药技术还要早数十年。明朝在战术革新上也居于领先地位，早在1387年，明军就对缅甸的卯掸人进行过火器齐射。因此，正如肯尼斯·蔡斯（Kenneth Chase）新近指出的，在许多方面，明军可谓比后来的清军更“近代”，虽然清军更擅长用火器装备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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