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大学问 罗家祥著 张希清/何冠环/包伟民 全面研究北宋中晚期到南宋初年士大夫党争的经典之作

1.北宋党争研究的经典之作，张希清、何冠环、包伟民等宋史名家一致推荐。本书与沈松勤的《北宋文人与党争》被誉为北宋党争研究的双璧，时至今日仍是了解、研究宋代党争者不可绕过的专著。

2.一部全面研究北宋党争的著作，全方位梳理其时间线、人物与事件。本书对宋代党争的梳理以宋仁宗庆历年间为起点，至南宋初年结束，接近六十年，时间线完整清晰；广泛涉及宋神宗、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曾布、宋徽宗、蔡京等党争中的重要人物；清楚地梳理了王安石与吕慧卿关系恶化、洛党与蜀党之争等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

3.一扇通往北宋政治真相的大门。书中对于北宋中后期政治史的多个重要问题进行了新的阐释，让我们看到党争之下，北宋王朝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军事政策不稳定，如复役法、对西夏政策的反复；官员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多以保全自身为重……北宋统治根基在强调君子小人之辨的党争中日益动摇。

4.不拘成说，创见迭出。在宋朝政治史研究中，本书多有创见，如北宋朋党之争的恶化源于“元祐更化”，并导致了北宋政治发展的严重后果；将宋徽宗、蔡京借推行新法之名而行祸国殃民之实的党禁，不称为党争而称为党祸等。

5.史料扎实，考证严谨。除宋史正史史料外，作者广泛搜集宋代文人笔记资料和元祐党籍碑等碑刻资料，与宋代党争相关的史料基本被网罗其中。同时，作者对不同来源的史料进行细致考证，如对于苏轼与程颐交恶一事及其缘由，详考多条史料的产生背景，尽可能还原该事的原委。

6.文笔颇具感染力，具有较强的叙事感和可读性。书中将人物及其事件娓娓道来，把士大夫宦海沉浮的扣人心弦之处展现得淋漓尽致，便于读者对宋代重要人物性格、立场、社会关系等有进一步的了解。

7.附录为作者关于其师邓广铭、王瑞明二位先生的纪念文章。二文可视作作者的学术小传，有助于读者进一步理解本书的观点。

编辑推荐

    陈寅恪先生曾有一著名论断：“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作为宋代文化或者宋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士大夫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熠熠闪光，这也与士大夫政治密不可分。只是，士大夫文化与士大夫政治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为什么“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文化模式会走向异化？新旧党zheng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王安石变法对北宋统治究竟有何影响？这些是研治宋史者无法回避的问题。

    本书立足于神宗熙宁以来的新旧党zheng，将党zheng的范围上延至庆历党论，下延至南宋初年的靖康党论，关注新旧党各自的政治侧重、人事变动以及对政局的即时因应，细致分析了北宋中晚期政治人物、集团的作为和政治局势的反复对王朝统治根基的动摇，从实质性层面解释了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和士大夫政治的异化。

    对于有意了解这一时期历史的读者而言，本书以扎实的史料、严谨的考证为基础，侧重于事实层面的分析，故在可信的基础上具有较强的叙事感和可读性，可作为把握北宋党zheng的基础性读物。

北宋官僚士大夫的朋党理论（代绪论）

第一章 北宋政治的发展演变与北宋党争的产生

第二章 熙宁、元丰时期的党争问题

第三章 元祐新、旧党之争

第四章 元祐时期的洛、蜀、朔党争

第五章 从哲宗“绍述”到“建中靖国”

——新、旧党争的发展演变

第六章 “崇宁党禁”与北宋晚期政局

第七章 靖康党论与党争的流播

征引文献目录

附录

不朽的学术精神和人格魅力

——纪念先师邓广铭教授诞辰115周年

深切缅怀先师王瑞明教授

后记

宋哲宗绍圣年间，曾布以大公至正的多面形象，在与新党章惇、蔡卞、吕惠卿以及旧党诸人的政治斗争中游刃有余，在皇权面前，则竭力将自身塑造成忠贞不二之臣、孤立不党之士，在适度保持政治张力的基础上达成自身的政治目的。

——编者按

多面曾布——党争“不倒翁”的“政治哲学”

绍圣初，无论是从言论还是从行动来看，曾布的政治态度均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给旧党以坚决打击，并努力绍述神宗政事。但没过多久，曾布的政治活动与政治态度却表现得极为矛盾和乖戾。一方面，他力主打击元祐党人，绍述神宗政事，旧党诸人遭黜责后，他认为：“蔡确五年不移，惠卿十年止得移居住处，吴居厚十年不与知州军，此皆元祐中所起例，自可依此。”以此鼓动宋哲宗严厉惩处元祐党人。《宋史》卷319《刘奉世传》：

        绍圣元年，……（刘奉世）过都入觐，欲述朋党倾邪之状。帝将听其来，曾布曰：“元祐变先朝法，无一当者，奉世有力焉，最为漏网，恐不足见。”

此记载也足可看出曾布对旧党严密防范的政治态度。又绍圣四年五月文彦博去世时，曾布对哲宗云“老而不死，终被谪命乃即世”“臣常以为背负先帝，莫如此人”，此语也不可谓不刻薄。《长编纪事本末》卷101《逐元祐党人上》：

        (绍圣二年)十二月乙酉，曾布言：“文彦博、刘挚、王存、王岩叟辈，皆诋訾先朝，去年施行元祐之人，多漏网者。”惇曰：“三省已得旨编类元祐以来臣僚章疏及申请文字，密院亦合编类。”上以为然。

曾布的意思，即是将漏网者清查出来，予以治罪。是时，曾布为同知枢密院事，三省与枢密院一并编类元祐臣僚章疏之议，布实为始作俑者之一。绍圣三年四月中，曾布对宋哲宗云：“司马光之徒，内怀怨望，每事志于必改，先帝以纯臣之礼待之，而用心如此，其为背负先帝，情最可诛。”以上都足以证明，曾布对旧党打击毫不手软。

    但在另一方面，曾布又往往貌似大公至正，发出与章惇等人不同乃至完全相反的论调。上引材料说明，绍圣时期的编类元祐臣僚章疏，曾布实为主要策划者之一，但在另外的场合，他又说“施行元祐之人，殊无伦理”，“方今编排章疏，中外人情不安，恐难施行”，表示出与前述完全不同的态度。绍圣四年五月，曾布又以“爱惜人材”为由，要将旧党分子孙觉、李常荐入朝廷。吕大防、刘挚南贬，曾布还曾提出要“稍徙近地”，以“感召和气”。绍圣四年十月，建议将陈瓘用为台谏或侍从官。降至元符之末，曾布则干脆直接建议哲宗引用元祐党人。

与之同时，在一些场合、尤其是与宋哲宗单独交谈时，又屡屡对章惇、蔡卞、蔡京以及新党中其他人表示不满乃至直接进行抨击。绍圣四年九月，曾布独对事，称“臣度章惇、蔡卞，必不能为陛下更修政事，进退人材”。稍后又说“与章惇、蔡卞议论不同之人，便指为异论”，攻击章、 蔡二人动辄以朋附元祐党人之名排斥异己。又据《长编》卷498元符二年五月癸酉条：

        布曰：“陛下睿明天纵，士类之福。若以一言之差，便废一人，则何可胜废?章惇实有此议论，如与司马光争免役事，为天下所称，然其言亦未尝以免役为是，但云当徐议改更，不当暴废尔!”

        上云：“方泽诚可罪，只是惇门下人，故主张他。”

        布曰：“泽本惠卿亲党，然惇于惠卿亲党过于己亲党，无不主张者。”

        上曰：“何故?”

        布曰：“此陛下所素知，惠卿作执政时，惇乃门下士……”

以上的事实表明，随着元祐旧党被贬逐殆尽，曾布与章惇、蔡卞、吕惠卿等人之间也逐渐产生了严重的分裂。在与哲宗的对话中，曾布则隐伏着深刻的言外之意。元符二年二月，曾布还对哲宗云：“章惇、蔡卞施行元祐人，众论皆以为过当，然此岂为诋訾先朝，大抵多报私怨耳！”这里，曾布则完全将自己置于新党之外，俨然以中立不党之面目对章惇、蔡卞进行指责。

    曾布的这些矛盾表现，招来了后世的不同评价。如缪荃孙认为“其论至公”，“较之惇、卞之徒，究属天良未昧”，给予一定程度的好评；而另则有人认为“绍圣初，元祐党祸起，布知公论所在，故对上之语，多持两端”，意在说明其恶不减章、蔡，只是善于文饰，城府更深。如何正确地评价曾布，不仅涉及到曾布个人的功过是非，而且还涉及一系列事件的性质判断。

    笔者认为，在曾布的政治活动中，始终贯穿着其一套的官场哲学，即在君臣之间、同僚之间，始终适度地保持一定的政治张力，并不断地随政治环境的变化加以调整，从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兼而达到个人政治上的目的。他的所有矛盾表现，都是由此而产生的。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中，曾布之弟曾肇曾给时为宰相的曾布修书一封，信中首先肯定了“兄与惇、卞异趋，众所周知”的事实，要求他引用善人（按指元祐党人），扶助正道，并指出如若不然，“曾氏之祸”将不可逃。曾布在复信中谈了对当时局势的看法，并告知自己何以能在政局迭变、朋党相倾的复杂形势中成为不倒翁的奥秘：

        自熙宁立朝，以至今日，时事屡变，惟其不雷同熙宁、元丰之人，故免元祐之祸；惟其不附会元祐，故免绍圣之中伤，坐视两党之人反复受祸，而独泰然自若，真自处亦必粗有义理，以至处今风波之中，毅然自立……元祐及惇、卞之党，亦何能加祸于我哉!恐未至贻家族之祸，为祖宗之辱，而累及亲友也。 

曾布这一篇不可多得的道白，为我们通过现象了解曾布其人，了解当时的仕风，不啻提供了一把钥匙。曾布所说的处乱世而不败的“义理”，即是那一套官场哲学、为官之道。由于遵循了这一套“义理”和官场哲学，因此，曾布力主打击元祐党人，却又在打击的程度和方式上提出不同意见；力主绍述神宗政事，却又保留因时“损益”的观点；无数次在哲宗面前巧言诋毁章惇等人，离间章惇与哲宗之间的关系，却又时或对章惇有一两句公道之语。曾布力主“绍述”和打击旧党，是为了迎合哲宗，得到重用；而在其间所发的异论，则是为日后的“毅然而立”作准备。我们固然不能抹煞曾布的某些“公允”言行有一定的实际意义，但必须看到，曾布这些行为的根本目的，只不过是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无所党同、无所依附的中正不倚之士，“坐视两党之人反复受祸，而独泰然自若”而已!

    “中正不倚”只是相对于新、旧两党而言，而对于皇权，曾布却是挖空心思委身于斯、竭力效忠的。曾布深知君臣相处之三味，故而处心积虑要使哲宗相信他是忠贞不贰之臣，孤立不党之士，试看曾布与哲宗的如下一段对话：

        上曰：“大臣所见，岂可不言? 言之何害?”

        布曰：“臣每蒙陛下开纳如此，益不敢循默，然愿陛下更赐采纳。臣自初秉政，即尝奏陈以谓先帝听用王安石，近世罕比，然当时大臣，异论者不一，终不斥逐者，盖恐上下之人与安石为一，则人主于民事有所不得闻矣，此何可忽也。”

        上曰：“冯京辈皆是。”

        布曰：“非独京辈，先帝曾谕臣：王珪虽不言，亦未必不腹诽也。今三省无一人敢与惇、卞异论者。”

在以上对话中，他反复告诫哲宗“以先帝御安石之术为意”。向哲宗进此君人南面之术，无疑是曾布委身于哲宗的方式，此种方式可谓一举三得：可获得哲宗的充分依赖；可以客观上收到离间哲宗与惇、卞关系之效；可为自己仕途的进一步通显打下基础。曾布的这种用意极为明显。

    曾布既然想要扮演这样一个角色，那么他也就必然在新党内部寻找矛盾，偶尔制造矛盾而与其他新党官员处于若即若离，甚至敌对状态。至哲宗去世，曾布与章惇之间的矛盾终于发展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据曾布自己的记载，向太后垂帘之后，他曾与向太后论及章惇数事，认为：“今日事不成，惇与(梁)从政皆怀家族之忧，惇为首相从政握亲兵，内怀反侧，但无能为尔！”曾布此语的用意异常卑劣。“今日事不成”，系指章惇曾反对立端王赵佶为帝而未成功；“内怀反侧”，即是认为章惇有不臣之心。曾布能以此中伤、谄诬章惇，可以看出，二人之间的冲突已是异常尖锐、激烈。曾布与蔡京、蔡卞之间的关系，也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所以向太后垂帘之后，他一再要求将蔡京、蔡卞逐出朝廷。

——选自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9月

    “朋党”之zheng对北宋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新旧党zheng，zheng的是什么？为何北宋的朋党屡禁不绝？激化的党zheng之下，朝野之上受害的又是谁？

    本书是一部北宋党zheng研究的经典之作。书中以王安石变法为关键节点，立足于神宗熙宁以来的新旧党zheng，聚焦庆历至靖康近八十年间的党zheng历史，关注其政治侧重、人事变动以及对政局的即时因应，细致分析了北宋中晚期政治人物、统治集团的作为以及政局对王朝统治根基的影响，解释了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和士大夫政治的异化，揭示了士大夫政治为何走向僵局的某种必然性。全书史料扎实，考证严谨，作者文笔颇具感染力，具有较强的叙事感和可读性，可作为理解北宋党zheng的重要读物。

金兵南下，中原王朝政权由北宋转为南宋，两宋在统治集团和统治理念上多有一脉相承之处，在北宋绵延日久的党争也在南宋初年有所体现，最明显的即是元祐旧党的政治立场仍在神、哲二宗的实录修撰中得到了充分展演。

——编者按

从神、哲二宗实录的修撰看北宋朋党之争的余波

北宋朋党之争的余波几乎使南宋社会政治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冲击和影响，以下只就神、哲二朝实录的修撰情况加以说明。

按《神宗实录》于元祐年间由旧党主持修定，毋庸置疑，其中带有元祐党人的强烈政治偏见。绍圣年间，新党得势后，中书舍人蔡卞上疏哲宗，谓元祐党人所修的《神宗实录》所记“ 类多疑似不根”于是哲宗命蔡卞等人“重行刊定”，据说其做法是尽取王荆公《日录》无遗。而《哲宗实录》亦“初修于元祐，再修于绍圣”，所以北宋最后落成的神、哲二朝实录是由新党官员修成定稿的。宋廷南迁之后，随着宋高宗政治倾向的明确，神、哲二朝实录的重修自然又提上议事日程。绍兴四年五月，宋高宗以“神宗、哲宗两朝史录，事多失实，非所以传信后世，当重别刊定”。而负责编修这两朝实录的，则是元祐党人范祖禹之子范冲和常安民之子常同。

    范冲之父范祖禹，曾协助司马光修撰《资治通鉴》，“元祐中尝修《神宗实录》，尽书王安石之过，以明神宗之圣”，显然，其史笔饱蘸着政治偏见。因而当时一同编修《神宗实录》的陆佃曾与范祖禹发生过严重的争执，认为其所修者为“谤书”。绍圣时，因为此事，“安石婿蔡卞恶之，祖禹坐谪，死岭表”。常同之父常安民，仕途坎坷，“流落二十年”，已如前述。南宋时，“司马光家属皆依冲所，冲抚育之”，又“为光编类《纪闻》十卷上奏，请以光之族孙宗召主光祀”，足见范冲与司马光为首的旧党集团渊源之深，也足见范冲与司马光家族的交谊之笃。而范冲、常同受命重修神、哲二朝实录，则终于获得了为元祐旧党泄愤的机会。    

范冲、常同等人绍述元祐党人的政治倾向异常明显。范冲在接受宋高宗召见时，就和盘托出了自己的观点。《宋史》卷435《范冲传》：

        上谓之曰：“两朝大典，皆为奸臣所坏，故以属卿”。冲因论熙宁创置，元祐复古，绍圣以降，弛张不一，本末先后，各有所因。又极言王安石变法度之非，蔡京误国之罪。

范冲的意见为高宗所“嘉纳”。他又主张在史书中“惟是直书王安石之罪，则神宗成功盛德，焕然明白”。可惜的是，这部实录未能流传下来，不然，我们是可以清楚地了解范冲等人是如何“直书王安石之罪”，而使“神宗成功盛德，焕然明白”的。而常同，则也是因上疏论神、哲《实录》“悉出一时奸人之论，不可信于后世”，坚决要求重修，才被宋高宗除史馆修撰。

对于宋高宗来说，重修两朝《实录》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手段，而且也出自其自身的需要。绍兴八年，宋高宗在任命勾涛为史馆修撰时对其讲过一席话，其中有云：“昭慈圣献皇后病革，朕流涕问所欲言，后怆然谓朕曰‘吾逮事宣仁圣烈皇后，见其任贤使能，约己便民，古今母后无与为比。不幸奸邪罔上，史官蔡卞等同恶相济，造谤史以损圣德，谁不切齿！在天之灵亦或介介。其以笔属正臣，亟从删削，以信来世’。朕痛念遗训，未尝一日辄忘，今以命卿。”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产生的神、哲二朝《实录》，实际上也无异于范祖禹、黄庭坚等人于元祐年间所修之“谤书”。

现今有案可稽的材料也充分证实绍兴所修《实录》与以前所修《实录》在史实上有重大差异。《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作者李焘曾说过如下的一段话：

臣尝尽力史学，于本朝故事尤切欣慕。每恨学士大夫各信所传，不考诸实录、正史，纷错难信。如建隆、开宝之禅授……熙宁之更新，元祐之图旧，此事，家自为说，臣辄发愤讨论，使众说咸会于一。

《神宗实录》是如此，《哲宗实录》亦是如此。其中范冲、常同“以私意去取”，甚至篡改史实的事例也不少。笔者可以随手举出一事，以实其说。

宋哲宗绍圣元年七月壬戌，户部尚书蔡京上疏表彰神宗时任用王安石的变法之功后，认为“元祐以来，天下用度，浸以匮竭，美意良法，尽遭诋诬”。李焘在此条后引《新录》《辨诬》曰：“元祐节用爱民，府库充实，而云‘天下用度，浸以匮竭’，今删去八字”。蔡京祸国殃民，劣迹昭彰，这另当别论，但范冲、常同等人随意删除其上疏中语，阉割其原意，这本身就是不尊重历史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基本的史实也由此而遭到篡改。元祐是否“府库充实”？我们看看元祐时期一些臣僚的回答。元祐三年十一月，户部侍郎苏辙有云：

       臣为户部右曹，领金仓二部，任居天下财赋之半，适当中外匮竭不继之时，日夜忧惶，常虑败事。窃见左藏库见缗一月出纳之数，大抵皆五十余万，略无赢余；其他金帛诸物，虽小有羡数，亦不足赖。

又范冲之父范祖禹论及当时财用时，亦曾认为“臣窃以当今之患，在于天下空虚”。元祐七年五月，元祐党人苏轼再次指出：“帑廪日益困，农民日益贫，商贾不行，水旱相继，以上圣之资，而无善人之效，臣窃痛之。”以上所引述的言论，均为元祐党人所发，大概不致有诬枉不实之语。而以上的言论，则适足以证实：元祐时期实为“天下用度，浸以匮竭”，而不是所谓“府库充实”。

 由此可见，在宋高宗统治时期，范冲、常同等人完全继承了元祐党人的强烈政治偏见，为了发泄私愤，已经发展到连基本史实也要抹煞、更改的程度。在尊崇“旧党”、贬抑“新党”的原则支配下修成的神、哲两朝《实录》，没有准确地反映神、哲两朝的史实，却十足地反映出北宋朋党之争对南宋朝廷的深刻影响。张孟伦先生说得好：“计从神宗时修《神宗》实录以来，时间经过五十年，斗争经过四次，结果，神、哲二朝的《实录》，虽然都算修成了，但‘以信于世’的目的，则并未达到！”

——选自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9月

    罗家祥，湖北天门人。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1993—1995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入选2005—2006年度中美富布莱特学者，并应邀赴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交流。研究领域侧重于宋代政治史和学术文化史。代表作有《朋党之zheng与北宋政治》《宋代政治与学术论稿》等，并主编有《华中国学》1—15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