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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来信 限量特装 书口刷金 赠珐琅金属徽章+藏书票 全四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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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本想去沙皇俄国寻找反对代议制的证据,却被沙皇俄国的专制震惊,成了激烈的沙皇俄国批评者。
在出版后的几年内,这本有趣的游记至少推出了六版,被翻译成德语、荷兰语和英语,以各种欧洲语言的小册子形式出现。
赫尔岑称该书为迄今最了解俄国的著作;20世纪美国外交家乔治·凯南称其为对俄国的最佳描述。
《俄国来信》可能比其他任何出版物更深刻地影响了19世纪欧洲人对俄国的态度。
作者在俄国的发现加强了他对欧洲自由和价值观的信仰。关于俄国的一切都让这位法国人充满了蔑视和恐惧:沙皇的专制;个人自由和人性尊严的缺乏;对真理的蔑视败坏了社会;贵族的奴性;所谓的欧洲礼仪只不过是文明的浅薄伪装,用以向欧洲隐藏他们的野蛮。
此书在沙皇俄国遭封禁,沙皇亲自组织人撰写批判著作,只为抵抗这部作品对俄国造成的影响。
“当心女人的优雅和男人的诗意,这两样武器最不可怕所以才更加危险!”
“最完美的欺骗就是根本不戴任何面具的欺骗。”
“交谈就是密谋,思考就是造反,况且思想不仅仅是一项罪行,它是一种不幸。”
“世界如此虚妄,热爱真理的心灵定然不喜欢与之交往。憎恶世人是一种遭到恶意中伤的情感,它憎恨的其实是谎言。根本就没有憎恨世人的人,只有宁可逃避也不弄虚作假的灵魂。”
“在一个因为恐怖而变得铁石心肠的民族当中,宽厚仁慈被称为软弱。严酷无情让他们卑躬屈膝,宽恕则使他们抬起头颅。他们可以被征服,但没人知道怎样让他们信服。他们没有骄傲的资格,却依然胆大妄为。温和的,他们反抗;残暴的,他们服从;因为他们把残暴当作力量。”
“在谎言总是得到奖赏的社会,真诚必然会受到惩罚。”
“所有被压迫的人都喜欢诋毁、讽刺和滑稽的模仿;他们用讽刺为自己被动的地位和所受的侮辱复仇。”
俄国史翻译名家李晓江老师倾力译介,中文全译本首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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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年法国作家屈斯蒂纳开启俄国之行。此行是受到巴尔扎克的鼓励,更主要的刺激来自托克维尔,后者在1835年出版《论美国的民主》并获得巨大赞誉。托克维尔在书中不情愿地承认美国模式不可避免的胜利,同为贵族和保守派的屈斯蒂纳对此却表示怀疑,想通过俄国与美国之间的对称式比较来否定这一观点。从7月10日抵达圣彼得堡,8月3日到达莫斯科,到10月1日回到柏林,他在俄国待了不到三个月,不会说俄语,而且旅行中一直受到政府官员的保护和监视。不过之后他却写出了一份长篇旅行记录,用三十六封信来呈现他的俄国之行。
本书是屈斯蒂纳最为著名的作品,甚至被认为是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的俄国对应。19世纪俄国思想家赫尔岑称该书为迄今最了解俄国的著作,20世纪美国外交家乔治·凯南称其为对俄国的最佳描述。可以说,本书不仅具有历史的重要性,而且具有持续的当代意义,不断被广泛阅读和研究。
除了以优美的文笔生动地描述宫廷、街头和乡村的生活,作者还收集了关于法院、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以及行政、科学和民俗的资料,整体呈现19世纪中叶沙皇俄国的风貌,让我们获得另一个渠道,了解被伟大的俄国文学描写过的那个国家。
作者|阿斯托尔夫·德·屈斯蒂纳(1790—1857)
生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卒于第二帝国时期。他的父亲被处死在断头台上,他和母亲侥幸在恐怖年代活了下来。作为小有名气的诗人和小说家,屈斯蒂纳因为发表了两本游记《斐迪南七世统治下的西班牙》和《俄国来信》而赢得了认可,后一本游记对沙皇俄国专制制度的根源和特点作了意义深远的分析。
译者|李晓江
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爱书。教书、读书之余,亦以译书为乐。译有《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朱可夫:斯大林的将军》《斯大林的战争》《春之祭》等。主要译介与俄国历史相关的著作。
第I册
自序
第一封信到第十一封信
第II册
第十二封信到第二十封信
第III册
第二十一封信到第二十九封信
第IV册
第三十封信到第三十五封信
故事
第三十六封信
附录
自 序
对于我来说,旅行从来不是时尚,而是与生俱来的爱好,而且我从年少时便开始满足自己这种爱好。我们大家都模模糊糊地受着一种欲望的折磨,想要了解这个在我们看来如同牢狱的世界,因为我们自己并没有把它选作居所。要是没有把我的牢狱努力地探索一番,我觉得我不会平静地离开这个逼仄的世界。我越是探究它,它在我的眼里就越是美丽辽阔。“为知而看”,这是旅行家的座右铭,也是我的座右铭。这话不是学来的,它天然就在我的心中。
比较各国不同的生活方式,研究各国特有的思维和感知方式,领会宗教在这些国家的历史、礼俗以及相貌之间确立的联系—一句话,旅行是为了让我的好奇心获得源源不断的养分,给我的思想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防止我对于世界的评述变得像是从一个文学之士那里抢走了他藏书室的钥匙。
但是,如果说好奇心让我去漫游,那对家乡的眷恋又让我归来。然后,我回顾自己观察到的东西,并不揣浅陋,从中挑出我认为可以交流的最可能有用的想法。
在我逗留俄国期间,以及在我其他所有的旅行中,有两种想法,或者更确切地说,两种情感,一直影响我的内心—对法国的爱和对人类的爱。前者让我对外国人以及对法国人自己的评判变得苛刻,因为热爱绝不是宽纵。找到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尘世之爱的对象之间的平衡点,找到对祖国的爱和对人类的爱之间的平衡点,是所有高尚心灵的使命。
俄国之所以成为当今世界上可以见到的最独特的国家,是因为极端的野蛮和极端的文明在那里结合在一起。对教会的奴役助长了极端的野蛮,而极端的文明则是由不拘一格的政府从国外输入的。要理解这两种对立成分的冲击如何产生了静止,或至少说停滞,就需要跟着旅行家深入这个独特的国家的心脏地带。
在我看来,我用来描述各个地方、说明各种特征的方式,即便不是对作者最合适的,至少也最有可能激发读者的信任感。因为我要让读者跟着我,让他自行判断我会产生的那些想法的来龙去脉。
我到了一个新的国家,不带任何成见—除了那些谁也不能避免的,那些苦心研究其历史所形成的看法。我考察实物,观察事实和个人,同时也坦率地允许日常经验修改我的意见。我这种不受任何强制的劳动,极少受到排他性的政治观念干扰,只有宗教是我不变的准则。即便是这个准则,也可能被读者拒绝,而对于事实的叙述以及从事实中得到的教训,却不会被丢弃,或者与那些信仰和我不一致的人对我的责难混淆起来。
也许有人会指责我抱有成见,但永远不会有人指责我故意隐瞒真相。
我对于见到的事情的描述是当场做出的,对于每天听到的事情的叙述是在当晚记录的。因此,我在下文中一字不差地讲到我与皇帝的交谈,不会不引起人们的兴趣—对于是否准确的兴趣。我希望这些交谈还会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这位君主。在我们当中以及在整个欧洲,对他的看法差别很大。
下面各章的内容本来不是全都准备公开的。最初几章纯粹是作为私人信件来写的。因为厌倦了写作但还没有厌倦旅行,我决意在这次观察的时候,不做任何系统的计划,只把我的见闻告诉我的朋友。促使我把它们全部发表的原因,会在作品的进程中看到。
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觉得,对于一种对我来说是全新的社会状态的审视,每天都在改变我的看法。我想,在谈论俄国真实状况的时候,我要做得既大胆又新颖。因为到目前为止,恐惧和利益让人们说了很多溢美之词,仇恨也让人们说了很多诽谤的话,所以我不担心让船撞在这块或那块岩石上。
我去俄国,原本是为了寻找反对代议制政体的理由,回来却成了宪法的拥护者。混合政体对于行动并不是最有利的,但各民族已经到了老年,不太需要行动了。这种政体对于生产的帮助最大,它能为人类带来最大程度的富足。尤其是,它可以让思想在切合实际的观念范围内,拥有最高限度的活力。总而言之,它不是依靠情操的提升,而是凭借法律的作用,使公民处于独立的地位;这的确是对某些重要缺陷的重要补偿。
随着我逐渐了解这个彼得一世整治的,也可以说创立的,庞大而独特的政府,我开始意识到机缘凑巧使我担负的这项使命的重要性。
俄国人对我在言语上的有所保留明显感到不安,他们对我的作品极为好奇。这种好奇首先让我想到,我的力量要比我先前认为自己拥有的更大。我变得专心而谨慎,因为不久我就发现,我的真诚也许会给自己招来危险。因为不敢通过邮局把信件寄出去,我就把它们全都留着,并且小心翼翼地不让别人知道。因此,当我回到法国的时候,我的游记已经写好了,而且是在我自己手中。不过,对于要不要发表,我犹豫了三年:我需要这些时间来调和我内心深处觉得彼此冲突的两种要求,分别关乎感恩和真相!后者最终占了上风,因为它在我看来,是会让我的祖国感兴趣的真相。我尤其不能忘记,我是为法国写作,我认为自己有义务向它揭示有用而且重要的事实。
我认为自己有能力也有权利去评判一个在那里有我的朋友的国家,如果我的良心要求我,甚至还会严厉地评判。在没有下作到进行人身攻击的情况下分析公众人物的性格,从国内地位最高的大人物开始引述政治人物的话,去描述他们的所作所为,并在最后对这些审查所引起的反思进行调查。不过,前提是在我胡思乱想的过程中,我没有把我的想法告诉给别人,除非那些想法在我自己的眼中值得告诉别人。在我看来,一个作家的德行全在于此。
但是,在以这种方式尽自己责任的时候,我对所有的社交礼节都保持敬意,至少我希望如此。因为我坚持认为,表达严肃真相的得体方式是有的。这种方式就是,只说认准的事情,同时要抵制虚荣心造成的联想。
此外,我在俄国看到了很多令人钦佩的东西,所以在我的描述中有很多赞美的话。
俄国人不会满足。何时听说过利己心会感到满足?然而没有人比我更能感受到他们民族的伟大以及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当我和他们待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旧世界舞台上的后来者,他们的崇高命运自始至终萦绕在我的心头。要是把俄国人看作一个整体,我认为他们是伟大的,虽然他们的缺点也很惊人;而要是看作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我认为他们都很和蔼可亲。在普通人的性格中,我发现了很多有趣的东西。我想,这些令人高兴的事实应该可以抵消别的不那么令人高兴的事实。但是,大部分旅行家至今都把俄国人当作被宠坏的小孩看待。
如果说人们所处的社会状态使得他们忍不住说出一些刺耳的话,如果说他们政府的精神和我的观念及习惯截然对立,惹得我说出责备的话,甚至是气得大骂,那我的赞美同样是发自内心,肯定更有分量。
但这些东方人习惯了直来直去的恭维,听不得任何指责。所有的不赞成在他们看来都是背叛,他们把所有严肃的真相都称为谎言。他们察觉不到在我明显的批评中,有时隐藏着微妙的赞赏—伴随着我最严厉的评论的是遗憾,有时还有同情。
如果说他们没有使我转而信奉他们的宗教(他们有几种宗教,其中政治的宗教并不是最偏狭的),如果说他们反倒用一种反对专制、支持代议政体的方式,改变了我的君主制观念,那他们会感到生气,只因为我不相信他们的看法。对此我很遗憾,但我宁可遗憾也不愿悔恨。
要是我对他们的不义视若无睹,我就不发表这些内容了。再者,虽然他们有可能会在言语上抱怨我,但他们在良心上会原谅我。这个声明对我来说足够了。所有诚实的俄国人都会承认,即使我缺少时间纠正我的印象,因而在细节上犯了一些错误,但我对俄国的描述总的来说实事求是。他们会考虑到我必须克服的困难,并称赞我能够在政治面具的下面,迅速地看出他们原生性格中的优点,而那些优点早就被政治面具弄得面目全非。
对于我目睹的事实,我完全是按照它们在我眼前发生的样子记述的;那些和我有关的事实,也是按照我接收到的样子来写的;我没有企图欺骗读者,用我自己来代替我请教过的人。如果我没有指名道姓,或者以任何方式指出那些人,我的慎重无疑是值得肯定的;这进一步证明了文明人应该得到的信任程度,因此对于某些我无法亲自观察的事实,我就冒昧向他们了解情况。无须赘言,我只引用某些人的话,他们因其人品和地位而在我眼里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
凭借我的审慎和严谨,读者可以自行判断这些二手事实应该具有的权威性,而那些二手事实,可以说在我的叙述中只占很小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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