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 老藤椅慢慢摇:周有光和他的时代 金玉良 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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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严格地说，金玉良编著的《老藤椅慢慢摇》称不上周先生的传记。我只是把日常听到、看到的缀字成文，和喜欢、热爱周先生的读者分享老人的百年沧桑。从林林总总发生在他个人身上的，或欢快或感伤的故事中，勾勒出时代和社会的变化。

内容简介

金玉良编著的《老藤椅慢慢摇》内容介绍：周先生八十五岁离开办公室。专业研究因年老体衰告一段落，不再参加社会活动。但他并未停止思考，更未放弃一名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他仍在关注世界，关爱万物生灵。他在桑榆晚年再扬帆，开辟新领域——研究社会现实问题，撰写有关文化、历史背景的文章。如：什么是现代化，什么是全球化，苏联解体的教训，美国社会的发展背景，中印两国的外包经济，中东局势，巴以纷争，后资本主义等。周先生百岁时平均每月发表一篇文章，时至今日仍然手不释卷，笔耕不止。继《朝闻道集》之后，去年又出版《文化学丛谈》、《拾贝集》、《静思录》等。著名学者李泽厚说：“周有光先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一起来翻阅《老藤椅慢慢摇》吧！

作者简介

金玉良，1945年8月生于沈阳市。1968年下乡插队。返城后，当过工人和中、小学教师。1983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1984年调中国作家协会工作。现已退休。

先后编辑出版《白朗文集》(1～6卷)、《罗烽文集》(1～5卷)。

目录

前言

一、儿时记忆

青果巷、内天井

汝南周的后代

父亲的“诗钟会”及其他

一百年前的“特快专递”

二、学生时代

拉倒菩萨办学堂

中学时代

从“圣约翰”到“光华”

三、初涉社会

“我的人生准备阶段”

恋爱与婚姻

留学日本

四、“救旧会”、“七君子”

五、战乱年代

农本局岁月

“聚餐会”、“座谈会”及其他

仰光省母

太平洋战争爆发、巧遇杜立德

新华银行、西北经济调查团

国破人亡散

六、美欧之行

国际日期变更线上过生日

新华银行在美国的业务联系

纽约公共图书馆

美国社会的风土人情

朋友情谊

坐“伊丽莎白皇后”号去英国

游历欧洲大陆

归国途中见闻

七、从“国语罗马字”到《汉语拼音方案》

八、下放“干校”的前前后后

九、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

和嘉公主第

打麻雀、大炼钢铁

人民公社化

“破四旧”

清理阶级队伍

安于“老九”的贫困化

十、人未老，思无涯

凭票供应的日子

“二简（草案）”：约而未定，俗而未成

出国，在隔绝三十年后

过往那些人物

举“杯”齐眉，两“老”无猜

长寿无秘诀

附录

周有光简历

周有光学术专著和杂文集目录

参考书目

媒体推荐

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个偶然机会我有幸结识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他渊博的学养、前瞻的思维、丰富的阅历以及儒雅的谈吐，深深地吸引着我。陪他聊天增长见识，听他讲故事开启心窍。十多年来不论酷暑还是严寒，都阻挡不住我每周一次探望老先生的约定。每次推开先生小书房的门，映入眼帘的几乎是同样的镜头：老人手拿高度放大镜（患青光眼、白内障）看书、读报；或端坐电脑前，左手举着放大镜，一只眼睛眯缝着，右手敲打键盘写文章。

周有光先生一九。六年一月十三日，生干江苏常州一个没落士绅之家。年轻时患肺结核、忧郁症，算命先生说“活不过三十五岁”，妻妹张兆和说“二姐嫁个痨病鬼，哭的日子在后头”。然而，一月十三日周先生历经四个时代（清、北洋政府、民国、新中国），在众亲友的祝福声中迎来健康长寿的一百零七岁华诞。

周先生曾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抗战胜利后赴美国。一九四九年六月三日回国，供职于上海金融界和经济学界。一九五五年十月奉命改行，从事文字改革工作。周先生的孙女曾调侃说：“爷爷，你吃亏了，搞经济半途而废，搞语文半路出家，两个半圆合起来就是一个○。”

俗话说，“三十而立。”五十岁，早已过了创业之年。而且，经济学和语言文字学是两个专业性极强的学科。在两个毫无关联的学科间改行，其难度可想而知。然而，周先生凭借不懈的努力、执著的追求，硬是在“知天命之年”奇迹般地“再立”，并成为语言学界的领军人物。他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订者，是语文现代化的重要推手。他为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周先生八十五岁离开办公室。专业研究因年老体衰告一段落，不再参加社会活动。但他并未停止思考，更未放弃一名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他仍在关注世界，关爱万物生灵。他在桑榆晚年再扬帆，开辟新领域——研究社会现实问题，撰写有关文化、历史背景的文章。如：什么是现代化，什么是全球化，苏联解体的教训，美国社会的发展背景，中印两国的外包经济，中东局势，巴以纷争，后资本主义等。周先生百岁时平均每月发表一篇文章，时至今日仍然手不释卷，笔耕不止。继《朝闻道集》之后，去年又出版《文化学丛谈》、《拾贝集》、《静思录》等。著名学者李泽厚说：“周有光先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

周先生不止一次说：“我很幸运，能搞点工作。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即便活下来，荒废二十年还能做什么呢？人的一生能有多少十年？‘抗战’八年，‘文革’又是十几年，加上不断搞‘运动’。我对于‘名’无所谓，有了‘名’就不能做事情了。人家说‘无官一身轻’，我说‘无财同样一身轻’。我现在钱不够用也不愁，明天讨饭今天也不愁。”

周先生不仅把名利看得很淡，对生死也看得很透彻。二○○二年，他的夫人去世。送别的那天晚上，周先生的眼圈第一次红了。亲人们担心，老人是否能承受这突然的打击。他却平静地对孙女说：“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希望这个时候不要给你们添麻烦。”周先生一辈子就是这样，时时处处替别人考虑，从不给子孙和社会添麻烦。理智告诉他不能被悲伤击倒，因为还有工作要做。在其后的两年间，周先生以九十六岁高龄多方联络，力促张允和先生遗作《浪花集》和《昆曲日记》如期出版。他说，这是对妻子最好的纪念。

常常听到有些老人说，我老了，活一天少一天。

周先生则说：“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

周先生不刻意追求长生不老，而是顺其自然快乐地过好每一天。不吃补品，喜欢白菜豆腐。每天读书、看报，强调多动脑、多思考。喜欢昆曲，也看美国大片《阿凡达》。爱喝中国茶，也喝星巴克咖啡。关注“全球化”的老人足不出户，但老夫也发少年狂。二○○三年，子侄们陪九十八岁的周先生去北戴河。未到海滨浴场，老人就令儿子周晓平下车去买两条游泳裤。

对于一百多岁的高龄，他总是乐呵呵地说：“上帝糊涂，把我忘掉了。”

我几次建议周先生写自传，但他都谦虚地说：“我没什么可以写的，我的生活经历很简单。我不是社会活动家，更不是政治家。我是专业工作者，过去只钻研经济，后来搞语言文字。只有搞专业的人看我的东西，知道我。到了八十五岁以后写杂文，才有许多人喜欢。”

在与周先生交往的十余年里，我不曾有过一次正式的、有目的的采访；没有想过，也不敢想有朝一日写先生的传记。见面听周先生谈论最多的是国内、国外一周时事以及他正在构思的文章内容，我还是他“公民教育”课的关门弟子。这是任何采访也无法采访到的！从先生那里我知道什么是“三权分立”，什么是“三大自由”，什么是“R2P（保护人权的责任）”……

严格地说，这本小书称不上周先生的传记。我只是把日常听到、看到的缀字成文，和喜欢、热爱周先生的读者分享老人的百年沧桑。从林林总总发生在他个人身上的，或欢快或感伤的故事中，勾勒出时代和社会的变化。

二○一二年二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