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 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修订版)马修·德斯蒙德 著 理想国纪实 下沉年代 老后 女性贫困 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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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飙教授专文推荐，入选贝拉克·奥巴马、比尔·盖茨年度图书，赢得无数名人和媒体赞誉的非虚构佳作

2019年《时代》2010年代十大非虚构好书；2018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好奇心日报》年度图书、《界面文化》年度书单、豆瓣年度社科·纪实榜单；2017年普利策非虚构作品奖；2016年《纽约时报》年度十佳图书、美国书评人协会奖，以及《华盛顿邮报》《纽约客》《财富》《科克斯书评》《出版人周刊》《洛杉矶时报》等数十家国外媒体年度图书

★   从住房问题切入美国底层社会的日常生活，揭开美国梦的瑰丽幕布，窥探贫富悬殊的险恶深渊

在发达国家的代表美国，“住房”对于穷人来说也是个大难题。相比于富人，他们住的房子不仅老、破、小，而且租金反而比富人区的房子租金还要高。住房条件的巨大差异直接决定了美国富人与穷人截然不同的生活体验。

★   少女妈妈、单亲爸爸、吸毒的男护理、凶巴巴的女房东……八个家庭的故事，勾勒出数十条迥异的人生轨迹

本书涉及的人物包含美国底层社会的三教九流：有白人，有黑人，有19岁怀孕的少女妈妈，有失去双腿、独自抚养两个儿子的爸爸，还有整天开着车四处收房租的女房东。把这些背景迥异的人串联起来的是同一个问题：房子。

★   工作经历、人际关系、违法记录、财务状况……立体地描绘书中人物，忠实呈现底层人民的面貌

作者巨细靡遗地观察和记录下了这些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有的在快餐店打工，有的靠福利过活；有的吸毒，有的抢劫；有的可以去牙买加度假，有的却连交房租的钱都拿不出来。无数生活细节汇成了一张张鲜活的面孔。

★   法院、房管局、警察局、福利机关……通过美国人与政府打交道的方式，读懂美国的制度机理

书里的人经常为了房子和政府打交道，而作者则跟着书里的人跑遍了各种机关部门，见证租户声泪俱下地恳请法官宽限处罚、无情的治安官驱逐可怜的租客……房租虽然是由市场调节的，但政府的影响始终挥之不去。

★   毒品小店、房车营地、火灾现场……出入眼花缭乱的社会场所，全方位感受美国穷人的生存环境

房子周边的环境不仅决定房子的质量，也影响着租客的生活。书中的人住的房子有的在温馨团结的社区，有的被大火付之一炬，有的则干脆连社区都算不上，不过是几百辆房车组成的一个营地，里面还有人24小时贩卖 du 品……

★   不摆学者架子、不玩深奥概念、不用艰深术语，书写人人都能读懂的社会学田野调查记录

作者在调查期间搬到了书中人所在的社区，和他们聊天、打牌、同吃同住，帮他们搬家、看孩子。这样的谦逊姿态不仅消弭了双方的隔阂，还赋予作者通俗接地气的写作风格与叙述方式，把学术著作写得像小说一样易懂好读。

推荐序

家：占有与驱逐/项飙

作者按

序曲：冷冽之城

部分 房租

第1章　房东这一行

第2章　凑房租

第3章　热水澡

第4章　大丰收

第5章　第十三街

第6章　鼠窝

第7章　病号

第8章　400室的圣诞节

第二部分 驱逐

第9章　外送服务

第10章　随叫随到的瘾君子

第11章　贫民窟是个好地方

第12章　“一次性”关系

第13章　E-24号拖车

第14章　能忍则忍

第15章　妨害行为

第16章　雪地上的灰烬

第三部分 后来

第17章　这就是美国

第18章　用食物券买龙虾

第19章　小不点

第20章　没人想住在北边

第21章　大头男婴

第22章　如果他们要处罚妈妈

第23章　宁静俱乐部

第24章　永无翻身之日

终曲：家与希望

关于我的故事：研究始末与回顾

注 释

致 谢

索 引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房价跌至低谷。一部分房东借机在贫民区置产向穷人出租，把价格低廉的房子变成了一座金矿。

租房的穷人中，有带着好几个孩子的单亲妈妈、毒瘾缠身但心地善良的男护理师、给房东干活抵租金的残障人士。他们与蛇虫鼠蚁比邻，水管常年堵塞，水电燃气说停就停；即便如此，一旦欠租，他们就会被扫地出门。随后房东再转手把房租给别人，如此周而复始……

房东、房客、政府部门、私人住房市场，究竟谁在获利？谁又该为贫穷负责？社会学家马修·德斯蒙德深入两个贫民区，采访三十多名房东，出入驱逐法庭上千次，翻阅无数档案资料，以八个贫困家庭的生活为线索，讲述了他们围绕居住与生存经历的争吵、挣扎与哀求，呈现出一幅美国底层社会的鲜活图景，从中探问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根源。

序

家：占有与驱逐

项飙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谢伦娜·塔弗（Sherrena Tarver）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发财良机。谢伦娜是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Milwaukee）为数极少的黑人全职房东之一，靠出租房屋赚钱。次贷危机后，她以每月一套房的速度在贫民区置产。贫民区里大量家庭因为不能按期还按揭，被扫地出门，房价跌至低谷。被扫地出门的家庭不得不租房，所以房租不降反升。

谢伦娜买的这些房子特别便宜，因为它们没什么升值空间。但在黑人贫民区的房租又高得出奇。穷人买不起房，只好租；再者，他们（特别是黑人）在别处租不到房，只能在贫民区里租。贫民区因而成了租房生意的一脉金矿：不少在富人住的郊区赔了本的房东，都指望着在这里把钱捞回来。

然而，在贫民区出租房产也有它的问题：穷人没钱。很多穷人靠联邦政府发的救济金过活；有时候房租要吃掉家庭总收入的70%，所以他们不时拖欠房租，导致他们不断被逐出家门。

《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一书，解释了强行驱逐是将一些人的贫困转化成另一些人的超额利润的关键环节。2009年至2011年间，密尔沃基每8名房客中至少有1人经历过强制性搬迁。2012年，纽约的法院每天都会判出将近80笔以未交租为由的驱逐令。被驱逐过的房客因为有了这个记录，很难再租到好房子。他们只能住进条件更为恶劣的社区。贫穷、暴力、毒品进而聚集到了一起。为保证按时交租、不再被驱逐，他们更要节衣缩食。这样，驱逐不仅是贫困的结果，还是致使贫困不断恶化的原因。贫穷能够成为利润的源泉，并不是因为穷人被剥削，而是因为他们不断突破自己生存条件的底线—吃本来不能吃的东西，住本来不适合住的地方—为没有价值的房子创造出不菲的租金收入。驱逐是不断突破底线的重要驱动力。

《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是一部非常严肃的学术著作。除了历时一年多的实地调查、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大范围的档案检索，作者又在成书后专门聘请了一名校对员，对他所有的田野笔记进行一一核对。但是，它又和通常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很不一样；这里没有理论假设、没有框架，甚至没有概念。学术作品中常见的内容，比如文献回顾和数据陈列，也都隐身于脚注间。整本书像是一部深度纪录片，从一个场景推移至另一个场景。作者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直白而细致的描写有如特写镜头，把各个人物的表情语气、所感所思直接呈现给我们。诸多具体场景叠加在一起，逐渐呈现出强制驱逐这一现象的历史、制度、结构特征及其后果。

让我感叹的是，马修能从“看到的东西里看到东西”。我们时常无视眼前的事物，又经常看见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之所以对眼前的事物熟视无睹，是因为我们觉得它们不符合自己的理论视角（比如阶级、性别、自我意识），因而显得琐碎而无“意义”。与此同时，我们拿自己的框架去诠释世界，生造出“意义”，好像看见了一些似有若无的东西。当我们看不清眼前琐事对于受访人的意义、看不清受访人的真实感受时，我们只好灌入自己的想法，把不在眼前的东西拉扯进来。事实上，直观的感受才是生活实践的血液，观察者的臆想无非是窗外的雨点。当我为了写这篇序和马修对谈时，他援引苏珊· 桑塔格（Susan Sontag）的话说，如果你在博物馆看到一幅画，说“它是新古典风格的”，这是一种肤浅无聊的“看法”。站在一幅画面前，为什么一定要下这样的定义？为什么不以自己的直觉进入画本身？

我问马修，他是如何与受访人建立起那种强烈、直接的同理心的。他强调，这不是一个研究方法的问题，而是你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方式的问题。对身边的事物予以高度关注，是他一贯的生活方式。“你看坐在眼前的朋友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是蓝色。但那究竟是哪一种蓝色，它和通常说的蓝色可能又不一样。”只有深入到细节，才能看清生活的肌理。他很受几位被他称作是“观察天才”的小说家的启发。除了大家熟知的《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的作者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和《天堂》（Paradise）的作者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之外，他还提到了拉尔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莱斯利·马蒙·西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丹尼斯·约翰逊（Denis Johnson）以及杰斯米妮·瓦德（Jesmyn Ward）。 他们从大家都能看到的东西里，看到了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

我觉得马修还有一种能力，能在陌生的受访者身上看到他自己。因为在受访者身上看见了自己，受访者就是很具体真实的人，而不是被理论定义了的“角色”。 调查者在受访者身上看到自己，也会让受访者在调查者身上看见自己，彼此都可以放松。调查者无须时刻惦记着那些事先准备好的问题，用不着为一问一答间可能出现的冷场担心。如果一时无话可说，就观察对方怎么自言自语，怎么在沙发上发愣打瞌。受访者对马修坐在身边埋头写笔记也毫不在意。

马修的这个能力和他自己的生活经历是离不开的。他出身贫寒，父母曾有过被驱逐的经历。后来他又认识了不少被驱逐的、不得不自己动手盖房的游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只能研究和自己生活经历相似的群体。人类学实地调查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通过长时间的亲密互动，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要达到这种状态，靠投入、靠执着、靠想象，归根到底靠对生活的关怀和热爱。能与街头小贩随意地聊天和建筑工人轻松地玩笑，是一种相当重要的能力。如果不培养这种能力，那么方法和理论学得越多，你和这个世界的距离也许就会拉得越远。

马修能从受访者身上看到自己，在书写时却全然没有提到他自己。全书采用第三人称。这和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民族志书写风格迥然不同。从影响深远的《写文化》（Writing Culture）一书出版后，把自己写入民族志几乎成了人类学家的一项义务。学者们强调，研究者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我们总是以某种具体身份、在某个具体位置上进行观察和思考的。所以需要阐明自己的立场，说明如何在互动中理解对方。几乎在同一时期，西方媒体写作也越来越多地引入作者本人的身影。这种情况在中国也相当明显。如果我们把20世纪30年代、80年代的报告文学和2010年以来的非虚构写作做一个对比的话，“我”的介入是一个突出的变化。从“我替你看”到“我带你看”—作者的行踪构成报道的基本线索，报道者双目所及即报道的基本内容。

然而，由此带来的新问题同样不言而喻。读者固然清楚地知道你看到了什么、你怎么想，但是你的所见所想和实际情况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些“看到什么就写什么”的写作方式蜕化成了一种自然主义，没有背景梳理、没有系统分析，尤其没有对信息的可靠性、代表性、局限性做检测。信息碎片化、感官化。调查者固然不是全知全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就无法被系统客观地分析；调查者不能被视为调查对象的代表，但是调查者不能就此推卸向公众提供可靠信息的责任。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仅仅是我们在后现代认识论的轨道上滑得太远吗？人们一般认为《写文化》代表了人类学学界内部的反思和转化。但是媒体甚至文学界同时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说明背后可能有更普遍、更深刻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北美和当下的中国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具体矛盾复杂多样，个体焦虑凸现，但是社会却没有统一的“大问题”感。“大问题”感，在冷战初期、在民权运动及反越战运动中是很明显的。身份政治的兴起，使得个体经验替代了公共问题，成为思考的引擎。

除了大问题感的消解，“公共感”的削弱也可能造

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博士，曾任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作为一名民族志学者，德斯蒙德关注居住正义、城市生活、底层剥削等议题。已出版作品五种。他的研究曾获福特基金会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他的文章常见于《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等。2015年，德斯蒙德凭借对驱逐议题和住房政策的出色研究，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2016年，他被评为“影响全美政治议题的五十位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