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马俊江人文博物小史系列(两册):文心雕草+我的昆虫记 从科普到文学再现法布尔眷恋昆虫的灵魂 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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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俊江人文博物小史系列（两册）:

从文史到俗世，北大文学博士神聊中国人情思的草木。

作者浸淫在书里书外的草木世界里八年，爬梳剔抉上下求索，给读者带来一个个丰富有趣的草木故事。这是我们祖先和草木的亲密生活，也是我们的草木记忆。

作者浸淫在书里书外的草木世界里八年，爬梳剔抉上下求索，给读者带来一个个丰富有趣的草木故事，故事里有我们祖先和草木曾有的亲密生活。

草木世界和人的关系是相互流动的，我们更好地了解草木，也完整地了解我们自身。

我们对草木世界的好奇与认知，在这些文字里能找到缘由和回响。

重述《昆虫记》，从经典中学习理解自我与自然的关系。

北大博士马俊江重述《昆虫记》；独特视角解读自然文学名著，一个具现代精神的中国人与法布尔跨越时空的对话，从经典中学习理解自我与世界的关系。

1、不是记昆虫，也不是法布尔对于一堆昆虫的记录。《我的<昆虫记>》是个人与法布尔的灵魂对话；

2、一个人能和大自然发生怎样深刻的关系？这本书会慢慢讲给我们听；

3、这本书里描述的，不仅仅是人和大自然的关系，还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读者们会在书里发现多个丰富的层面。

作者生长于北地，大学毕业后到了江南小城金华教书，江南生长的草木，在作者看来处处是生命的奇迹，从此开始认真观察草木，开始认真书写草木。这些草木不仅仅属于自然，是自然之物，它们生长在大地上，也生长在人类文化史里。漫长的岁月中，一棵草和人建立起了情感联系，一棵树也经历着人世变迁。作者在《诗经》、药典和农书里上下求索寻找资料，在日常生活中仔细观察，给读者讲述草木在人世的经历和故事。而这些故事不仅只是故事，故事里有的是我们祖先曾有的生活。那种生活和草木有关，也和一种美好的生命方式有关。

《《我的<昆虫记>》》这本书为热爱法布尔的读者提供了一个愉悦的阅读体验。它不同于法布尔十卷本的《昆虫记》，需要很长的阅读时间。作者提炼精选出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昆虫，讲述法布尔研究这些昆虫的日常生活，同时也是作者和法布尔之间进行精神的对话，亲切、真挚、丰富有趣。作者通过这本书告诉读者：法布尔热爱昆虫，但更热爱人——有理性的高贵的人——昆虫可以有奇迹般的本能，但没有理性。法布尔不仅是科学家，也是诗人。作为科学家的法布尔启迪我们做不同流俗的思考，而作为诗人的法布尔引领我们重新体味生活和天地万物。书里有很多情感和思考是作者本人的，但是是由法布尔引发的。这本小书以春天高原上的圣甲虫开始，以萤火虫结束。通过这样的选择将法布尔的春天和光，也包括作者自己的思考，一同传递给读者。

马俊江，文学博士，学者。七十年代北方的乡下孩子，八十年代中等师范学校的文艺青年，九十年代的高中英语老师，二十一世纪北京大学博士毕业，人在江南，做大学老师，教中国文学。贫困乡村过多的亲人之爱、北方平原阔野的草木虫鱼、偶然得到的一小箱连环画，是童年记忆，也是生命根基，让我对天地万物与人类文化保有永恒的憧憬与热爱。人生轨迹不过是从乡村到城市，从北方到江南，但那点憧憬与热爱带来的是精神地理的变动不居：从英语到中文、从文学到草木虫鱼，从现代到古典……虽被认为是不务正业，但却笃信这是读书人本分。

试读页

水流花在说水仙

我住的地方离花市不远，没事儿就去那里看看。但临近新年时候，即便经过，除非是黄昏，也很少进去。因为白日里车水马龙，花市热闹得一如门庭若市的“市”。虽不进去，但我也不走开，就站在门口看，看看出来的人们怀里抱的什么花，手里提的什么草。带几盆花回家装饰春节厅堂是旧俗，古称岁朝清供（岁朝就是一年之始的大年初一）。汪曾祺写过这个题目，说：“‘岁朝清供’是中国画家爱画的画题。明清以后画这个题目的尤其多。任伯年就画过不少幅。画里画的、实际生活里供的，无非是这几样：天竹果、蜡梅花、水仙。有时为了填补空白，画里加两个香橼。”我居住的这个江南小城，冬天结串串红果的南天竹、香气四溢的蜡梅花都是常见的植物，香橼的变种佛手更是小城特产。只有水仙，多来自福建。

俗语说“人挪活树挪死”，死活姑且不论，但草木和人一样，确实都在历史中“挪”着，迁徙不定：祖籍固定，家乡在变。关于故乡，周作人说得很达观：“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这样的说法在很多人看来实在是不近人情，因为中国人的故乡观念实在是重，重到离谱的地步—别说人的故乡，就是一棵草一棵树的故乡也不能等闲视之，会争论不休。比如，水仙的故乡到底在哪里。

古时的《漳浦县志》记载：“水仙土产者亦能着花，然自江南来者特盛。” 也就是说，现在的水仙之乡在福建，但福建的水仙却是自江南迁来。明代的《群芳谱》曾说过：“水仙花，江南处处有之。”事实也是，无论宋元，还是明清，诗歌里的水仙都在江南开花，散溢清香。

当然，江南并非就是水仙唯一的家乡。宋代的《南阳诗注》说，“水仙本生武当山谷间” 。这里又牵涉到了水仙的国籍之争，有人以此为据，说水仙的祖国就是中国。漳州文联编过一本《水仙花志》，关于水仙产地，说得有点火气：“中国水仙，绝非原产西洋。”坚持认为中国水仙本是“洋花”的，也有证据：中国最早记录水仙的文献是唐代的《酉阳杂俎》，书中说“祗出拂林国”。 李时珍据其描述，一锤定音，说祗应该就是水仙。美国学者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编》里又给出了语言学上的证据：祗是古波斯语nargi的音译，nargi即水仙。拂林国是中国对东罗马帝国的旧称，而东罗马帝国曾五次派人出使大唐。有人猜测，水仙就是那时被带到长安的。而唐代的另一本书《北户录》第一次出现水仙花的名字时，正是一位老外把它递到了国人手里：晚唐诗人孙光宪在荆州做官时，有波斯人送他几棵水仙花！

武当山谷间的水仙也好，漂洋过海而来的水仙也好，水仙就是水仙。花朵在大地上盛开，并走进人世，我们欣赏它的美就是了。它的家在哪里，东方也好，西方也好，有什么关系呢？与其为此

大动肝火，争论不休，还不如好好看看花开，听听花朵背后或有趣或动人的故事。

唐代以前的中国历史没有水仙的芳踪，也没有水仙故事，它被人欣赏是宋以后才有的事。文化史里的第一朵水仙花开在希腊神话里：在西方，水仙的名字是神话里一个英俊的少年—纳西索斯（Narcissus）。纳西索斯爱上了自己在水里的倒影，也死在了水边草地上。他的姐妹们悲痛不已，但“她们没有找着尸首，却找到了一朵花，花心是黄的，周围有白色的花瓣”。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变形记》中这样写，写得真好。

古希腊神话的水仙故事让我想起了中国水仙的得名。钱锺书有句名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东方与西方，给一棵草命名，有时也有着“攸同”的文化心理吧。在西方，水仙花的名字得自死在水里的少年；中国的水仙花，其实也和水里死去的人有关。包括李时珍在内，中国的草木先贤们解释水仙的名字时都只说了一半—水仙喜水。至于为何是“仙”，皆避而不谈。宋人黄庭坚的水仙诗则将民间水仙信仰和水仙花拉到了一起：“钱塘昔闻水仙庙，荆州今见水仙花。”（《刘邦直送早梅水仙花》）水仙庙里供的当然是水中神仙，但水仙是谁？答：屈原、洛神、湘君和湘夫人、伍子胥、李白……这些水里死去的先贤和美人，都是民间信仰的水仙。过去也有人讲，水仙初名水鲜，因为它得水才生新叶，开鲜花。因民间生出“水仙信仰”，于是“水鲜”变为“水仙”。于是诗人只要歌咏水仙花就少不了联系到屈原、洛神、湘君和湘夫人这些“水仙”。

一千多年过去，奥维德写的白花黄心的单瓣水仙被叫作了中国水仙。而且中国人在它的花心上看见了一只酒杯，于是给它取了一个俗名：金盏银台。另一种重瓣无黄心的水仙，则被叫作了玉玲珑。现在花市上常见的黄花黄心、黄花红心和白花红心的，则名之为洋水仙。宋代杨万里写水仙花的诗，头一句就是“生来体弱不禁风”（《三花斛三首右水仙》）。比起高大健壮的洋水仙，中国水仙确实有点纤弱。我养的一棵洋水仙，花季过后，随便扔在角落里，但每年秋冬又会冒出叶、开出花来，从一棵变成了一丛。而中国水仙，一个种球孕育三年，只为一季花期。而一季花期也就是它的一世—花谢后，水仙就被弃若敝屣了。“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只是林黛玉悲伤的歌吟。

但中国人爱水仙，首先就是因为它的“质本洁”，至少最初是这样。

王象晋在《群芳谱》中说，杭州钱塘江边，有园丁种植大片的水仙。明代另一本书《长物志》说最好的水仙要盆栽，置之几案；次一点的，栽在松竹之下，或者梅花奇石之间，这样才雅。江边成片的水仙在大地上盛开，那种灿烂的风景估计见过的人不多；居于都市的现代人生活空间狭仄，估计也没什么人能在松竹梅下或者园内篱边栽植水仙，赏其雅致。常见的水仙，还是盆养水培。

盆养水培水仙始于宋人。宋人赏花轻浓艳重素雅，并且开始玩儿石头，养石菖蒲这种本来不起眼的小草就与此种审美风气有关。发现水仙之美，也是这样：水仙绿叶白花黄心，形态素雅。和石菖蒲一样，一钵清水几块石子即可养殖。如果真能“穿越”，走进宋人书房，应该不难见到一丛鲜绿石菖蒲，几朵冰清玉洁水仙花，同时清供于几案之上。杨万里有首诗，题名即为“添盆中石菖蒲水仙花水”。

水仙被文人所喜，也就常清供于书斋。在书斋里待久了，水仙也成了有文化气的花，被称为雅客。宋代《内观日疏》里有一则水仙故事，说有一个女人，在十一月一个寒夜，梦里看见一颗星星坠落，变为水仙花。花香袭来，女人不由摘了一朵。摘就摘吧，女人还把花给吃了。当然，这是梦。可是梦醒后，女人怀孕了，生了一个女孩。女孩长大后成了才女。所以，以后人们也叫水仙女史花。女史就是有文化的女子，而水仙花被看作了女文曲星下凡。

“定州红花瓷，块石艺灵苗”（许开《水仙花》），宋人盆养水仙的方法一直流传到现在。都是盆养，但古今有诸多不同。现在，做什么事都可一言蔽之曰：玩。古人也玩，是雅玩。一说雅，当然就不能随意。就说盆养水仙吧，不说用什么水、什么石，供于什么样的几案上，哪怕一个盆，也得百般讲究。许开“定州红花瓷”中养水仙是一境；清人陈其年“小小哥窑凉似雪，插一瓶烟，不辨花和叶”（《蝶恋花·咏水仙花》），哥窑花瓶插几株水仙是另一境。现代文学家、园艺学家周瘦鹃《一盏清泉养水仙》中讲水仙盆最为细致：“水仙最宜盆养，盆有陶质的，瓷质的，石质的，砖质的，或圆形，或方形，或椭圆形，或长方形，或不等边形；我却偏爱不等边形的石盆，以为最是古雅，恰与高洁冷艳的水仙相称。”

一盆清水无污泥，一丛绿叶清翠如洗，几支白花如冰雪，纤尘不染，水仙当真是超凡洁净的花。第一个给水仙写诗的是宋人陈抟，赞的就是它“虽堕尘埃不染埃”（《咏水仙花》）的美。现代小说家废名在其名著《桥》中，也写到水仙：“琴子过桥，看水，浅水澄沙可以放到几上似的，因为她想起家里的一盘水仙花。”浅水不是浅，是清澈透明，澄沙不是泥，是洁净如洗，都是一个干净。桥下干净的河水，让纯洁少女的想象落到了家中明净的几案上，一丛水仙于净水中静静盛开。虽是小说，但比诗还诗，把水仙写得清澈空灵，了无尘埃，甚至可以说有仙气无人间烟火气，也真配得上“水仙”的“仙”。这样干净的水仙，才配得上“清供”的“清”。一千五百年前的中国字典《玉篇》对“清”的解释是：“澄也，洁也。”

“其花莹韵，其香清”，宋代《洛阳花木记》对水仙之美的概括真好。清供的水仙之“清”，除了花与水的清洁之外，还有一个花香的清幽。中国有国色天香的说法，国色是牡丹，国香是幽兰。闻到水仙清香的宋人有点儿为它没能评上国香抱不平：“可惜国香天不管，随缘流落小民家。”（《次韵中玉水仙花》）其实，写这句诗的黄庭坚忘了，关于兰花为国香的说法，流传最广的说法正是出自他的笔下。他在《书幽芳亭》中慷慨陈言：“兰之香盖一国，则曰国香。”当然，后世称颂兰花为国香，都是沿袭孔夫子之说。夫子在幽谷遇幽兰，喟叹曰：“兰当为王者香。”

孔夫子的话，后人谁敢改？但喜欢水仙花香的古人也真是花痴得可爱，对此耿耿于怀，不肯善罢甘休，于是有了一个花间传奇。唐代的《集异记》记载，薛小时候读书，看见窗外庭院有白衣女子，怅然若失地自言自语，说夫君游学，难以相见。一边说一边吟起伤感的诗歌，并且从袖中掏出一张兰花图。看着兰花，那女子微笑又落泪。听见窗内有声，女子消失于水仙花丛中。女子刚走，兰花里出来一个男子，开始诉说对娘子的思念，也歌诗两首，然后消失于兰花丛中。自此，世间传颂水仙和兰花为夫妇花；自此，薛下笔成文如有神助。水仙错失国香的虚名，但得了世间好姻缘，还让读书人文采斐然，这样的好故事，也只有花痴想得出，书痴写得出。

水仙也真是幸运，别的花形单影只，独它花好月圆，有花痴给它配了兰花美眷。而且，不仅有花中眷侣，它还有兄有弟呢。黄庭坚有句水仙诗流传很广：“含香体素欲倾城，山矾是弟梅是兄。”（《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支》）山矾本是江南山野灌木，春开白花，花香悠远：“玉花小朵是山矾，香杀行人只欲颠”（《万安出郭早行》），杨万里在诗里这样夸赞山矾花香。民间称山矾为郑花，黄庭坚嫌这个名字太俗，将其命名为山矾，流传至今，成了学名。黄庭坚也算是爱水仙的铁粉花痴了，不仅给水仙写了许多诗，还代它寻亲，找到了也开香花的兄和弟。但要说水仙的头号花痴，应该是李渔。就像说梅花，应该说到林逋一样，说水仙，就应该说到李渔。

《闲情偶寄》中有篇《水仙》，通篇都是李渔对水仙热情洋溢的表白。要是翻译成白话，结尾不加个表感叹的“啊”字都不行。开篇就是一句：“水仙花，你是我的命根子啊。”50岁以后，李渔安家南京：“我不是安家南京，是安家在水仙之乡啊！南京有全国最好的水仙啊！”对李渔来讲，食物可以没有，但水仙花不能没有。穷书生李渔到了年底又是一文不名，衣服都送进了当铺，实在买不起水仙了。家里人劝他，今年就算了吧。惹得李渔大叫：“你想要我的命吗？我可以少活一年，但不能一年没有水仙花啊！没有水仙，我到南京来干吗啊！”文章有文人常见的夸大其词，但对一朵花抒发热爱之情的人，真是可爱。没有这样的花痴，花朵应该是寂寞的。

西方写水仙的诗人和花痴同样多，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应该是法国诗人瓦雷里。20岁，诗人以《水仙辞》成名；三十年后，瓦雷里给这棵开花的草又写了三百行的长诗《水仙断片》。50岁的诗人，在纸上这样深情地写下第一行：“你终于闪耀着了么，我旅途的终点！”诗人写得真好，梁宗岱翻译得也真好—走路的人，在一丛闪光的水仙花前停下，欣喜地说，我可以不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