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像司马光传李昌宪|责编:胡文骏

目 录

引 子 1
一 缔结澶渊盟约，赢得发展机遇 1
二 兴宫室祷祠之役，虚国帑生民之财 8

章 清白相承人家，志度渊远父子 16
一 “吾本寒家” 16
二 莅官端悫自守，为政兴利除弊 18
三 宝元、庆历间的名臣 21
四 文雅夙成的少年 24
五 释褐与初仕 31

第二章 盛世之下的内忧外患 34
一 仁宗天圣、宝元间的改革 34
二 宝元、庆历间的宋夏战争 41
三 庆历新政 50

第三章 回翔内外，涵养器业 63
一 游宦苏杭，代父建言 63
二 守丧与复出 66

三 息肩簿领，优游馆序 74
四 返乡省亲，勖勉诸侄 78
五 执礼论乐，搏击奸佞 80
六 师友英豪，声誉渐起 82
七 初从恩相，通判郓州 85
八 再托后车，出为并倅 87
九 屈野之役，进筑受挫 92
十 陈力就列，三辞清要 95
十一 努力人事，两谏灾祥 97
十二 伤旧交物故，讽新知偏失 99

第四章 谏院五载 102
一 首陈“三德”，极论治本 103
二 进“五规”之状，揭改革之纲 106
三 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职 109
四 精将士之选，严阶级之法 111
五 不避强，不凌弱；内有备，外修好 113
六 析国穷民贫之因，陈财政改革之法 115
七 严于执法，刑期无刑 1
八 取士之法，德行为先 125
九 进贤退不肖，治乱之大本 127
十 出任谏院之长，促成皇权交接 131
十一 调停两宫，于国有功 135
十二 尊无二上，至孝在诚 139
十三 辞谏院之职，获“四友”之誉 144

第五章 仁宗后期的改革 149
一 解盐通商 150

二 改里正衙前为乡户衙前 152
三 河北现钱入籴和茶叶通商 156
四 仁宗后期的方田均税 158
五 裁冗兵、减恩荫 161

第六章 反对熙丰变法 164
一 初任内翰 165
二 在撼韩风波中 166
三 在役的讨中 168
四 反对招纳横山之众 169
五 在阿云案上的分歧 173
六 修二股河的异同 176
七 理财之争 179
八 青苗之争 184
九 迩英之争 189
十 对“三不足”发难 193
十一 坚辞枢副 196
十二 三致意王安石 201
十三 愤然离京 204
十四 在永兴军 208

第七章 新法全面展开 216
一 重复取赋的役法改革 216
二 误国殃民的青苗法 224
三 无益于国，有害于民的市易法 227
四 神宗时期的开疆拓土 5



第八章 西洛十五载（一）：优游议论 246
一 初到洛中 246
二 山林闾阎之乐与洛社士夫雅兴 251
三 与学者名士的交谊 257
四 朴儒之道与诚一之德 267

第九章 西洛十五载（二）：《资治通鉴》的编纂 272
一 《资治通鉴》的酝酿 272
二 《资治通鉴》的筹备 274
三 《资治通鉴》的成书 276
四 君子乐其道 279
五 《资治通鉴》的派生书 281
六 司马光的史学成就 283
七 《资治通鉴》历史地位和影响 292

第十章 西洛十五载（三）：旨在和平、社会
稳定的思想 296
节 治国思想 297
一 以礼治国，宽猛相济 297
二 立身主于为民，为政在顺民心 300
三 维护和平，华夷两安 303
四 与民共利，从谏如流 309
五 任人唯贤，人存政举 313
六 信赏必罚，亲疏如一 317
七 交邻以信，华夷如一 320
八 开源节流，富国安民 322
第二节 伦理道德思想 327
一 以礼治家，瑕瑜互见 327

二 崇俭戒奢，劳谦终吉 335
第三节 社会历史观 337
一 群居御患，制礼明分 337
二 本仁祖义，王霸无异 339
三 民生有欲，义以制利 342
四 国之治乱，尽在人君 344
第四节 哲学思想 346
一 穷造化之原，立虚气之说 346
二 论中和之道，述和合之旨 349
三 敬天爱民，慎修人事 354
四 其微不出吾书，其诞吾不之信 358
五 善恶相混之，格致正诚之道 363
六 循理求知，行贵于知 368
七 平实之朴儒，道学之偏师 371

十章 西洛十五载（四）：司马相公 377

第十二章 元祐更化 386
一 首开言路 386
二 母改子政，何惮不为 389
三 驱逐“三奸” 392
四 渐废保甲 394
五 去重复取赋之弊，用差雇并行之法 396
六 罢青苗，复常平 400
七 力主和戎，以安中国 403
八 弛张政典 408
九 其生也荣，其死也哀 411

尾声 417
余论 424
附录
司马光简谱 427
主要参考文献 449

李昌宪，1947年生，江苏南京人，曾任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学会理事。主要从事宋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寻本溯源，旁及唐、五代史等领域，近年来转向西夏、金史，著有《宋代安抚使考》《司马光评传》《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等。

第六章反对熙丰变法五在阿云案上的分歧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登州（今山东烟台市蓬莱区）发生了一起年轻女子阿云谋杀未婚夫致残的命案。在复议这起命案时，司马光与王安石对此案发表了截然相反的意见，这是他俩在思想、政治上的首次。事情经过是这样的：登州女子阿云，在服母丧期中，被许配给韦阿大。她嫌未婚夫相貌丑陋，竟趁阿大在田中熟睡之际，向他砍了十来刀，并剁去阿大一个手指，造成重伤。事发后，阿云作为嫌犯被传讯，她害怕用刑，就如实招认了犯罪事实。知州许遵认为阿云一问即招，符合敕文“因疑被执，招承减等”的规定，即以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定罪。案件报到朝廷后，审刑院、大理寺和刑部三个门按“谋杀已伤”改定为绞刑，又援“违律为婚”的条款，定为编管。许遵不服，他认为阿云一问即招，应免所因之罪，今三法司弃敕不用，恐绝今后犯罪自首之路。神宗将案件交给了王安石、司马光两位翰林学士研究解决。谁知二人意见也不一致，王安石认为许遵对，司马光认为三法司对。争论的焦点在于谋杀这种杀伤案件可免所因之罪，以及免罪后所造成的社会效果如何。
司马光的观点集中地体现在《议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而自首状》这篇奏疏之中。他认为法律规定的“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是指这样一类杀伤案件，即罪犯因犯诸如劫囚、略人等罪，本无杀伤之意，事不得已，致有杀伤。审理这类案件时，劫囚、略人等导致杀伤他人的罪行，可因罪犯的自首而免去，但杀伤之罪不可因自首而免去。此外，因强盗而杀伤他人，即使自首也不可免去强盗之罪。而所谓的故杀是指罪犯因一时冲动、失去控制、公然杀害他人。这种犯罪既无所因而情节又较轻，故凡自首而免所因之罪者，皆按故杀伤法定罪。至于谋杀，则是蓄意杀伤他人的一种犯罪行为。平时只有杀人念头，但未杀人，这算何罪，也无从自首免罪。因此，“谋”字只是在发生了杀人的行为后，才有意义，它不是造成杀人这种罪行的一种罪行。因而不可将“谋”与“杀”分为两事，使“谋”成为“杀”之所因之罪。如“谋”与“杀”可分为两事，则“故”与“杀”也就可以分为两事。司马光还举了一个浅近的例子来说明这样断案的荒谬，他说：“今若使谋杀已伤者得自首，从故杀伤法。有甲乙二人，甲因斗殴人鼻中血出，既而自首，犹科杖六十罪。乙有怨仇，欲致其人于死地，暮夜伺便推落河井，偶得不死，又不见血，若来自首，止科杖七十罪。二人所犯绝殊，而得罪相埒，果然如此，岂不长奸？”司马光认为如照许遵所断，恐不足劝善，也无从惩恶。结果是坏人得志，好人受害。
王安石则认为强盗与谋杀之罪皆可因自首而免所因之罪。“谋”即是所因之罪。他认为“律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谋杀与已伤、已杀自为三等刑名。因有谋杀徒三年之犯，然后有已伤、已杀绞斩之刑名，岂得称别无所因之罪？今法寺、刑部乃以法得首免之谋杀与法不得首免之已伤合为一罪，其失律意明甚”。又认为“因盗伤人者斩，尚得免所因之罪。谋杀伤人者绞，绞轻于斩，则其得免所因之罪可知也”。
后来上至宰辅富弼、文彦博、唐介，下至台谏、三法司官员都卷入了这场争论之中，他们有的支持王安石，有的支持司马光。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王安石升任参知政事。八月，神宗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支持司马光观点的官员多受到了贬官外放的严厉处分。司马光对王安石这样处理持不同政见者愤慨，他提醒神宗说：“臣不胜拳拳，窃恐来者侧目箝口，以言为讳，威福移于臣下，聪明有所壅蔽，非之福也。”并且，他认为作为与宰辅不当留意“谋杀为一事、为二事，谋为所因，不为所因”，这是司法人员的事，君相之事在于“原情制义”，“分争辨讼，非礼不决。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也”。原来支持王安石的人认为设首免之律，不仅可以开改恶从善之路，而且可以避免罪犯在自首不免后怙恶不悛，以致犯下必死之罪。但是，从后来的事实看，阿云案所造成的社会效应是很不好的。过去犯人一问不承，后虽自言，皆不得算按问。受阿云案影响，后来，即使是累问不承，也作按问处理。另外，两人同时为盗，法官先问甲犯，则甲犯作按问定罪，先问乙犯，则乙犯作按问定罪，断案不根据盗窃时所犯的罪行，而只依据审问的先后。为何出现这种情况呢？大概是经办案件的官员从阿云案中接受了教训吧，他们不想因断案而受到贬官的处分。天下人对此颇多非议。
八青苗之争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九月，青苗法开始推行。它当即遭到群臣的反对。刚刚离任的宰相、判亳州富弼认为“如是则财聚于上，人散于下”，拒不执行。前执政、知青州欧阳修也“请止散青苗钱”。翰林学士范镇则认为“青苗行于唐之衰世，不足法”。十一月，司马光在进读《资治通鉴》后，也向神宗谈了自己对青苗法的看法，由此与变法派吕惠卿展开了一场辩论。这场辩论较完整地保存在《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十八里：光曰：“朝廷散青苗，兹事非便。今闾里富民乘贫者乏无之际，出息钱以贷之，俟其收获，责以谷麦。贫者寒耕热耘，仅得斗斛之收，未离场圃，已尽为富室夺去。彼皆编户齐民，非有上下之势、刑罚之威，徒以富有之故，尚能蚕食细民，使之困瘁，况县官督责之严乎？臣恐细民将不聊生矣。”吕惠卿曰：“光不知，此事彼富室为之，则害民；今县官为之，乃所以利民也。昨者青苗钱令民愿取者则与之，不愿者不强焉。收获之际，令以中价折纳谷麦，此所以救贫者之无、息富人之贪暴也。今常平仓元价甚贵，经十余年乃一籴（按：当作‘粜’），或腐朽以害主吏，或价贵人不能籴，故不若散青苗钱之为利也。”光曰：“愚民知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臣闻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何？彼常平仓者，谷贱不伤农，谷贵不伤民，公私俱利，法之至善者乎。及其弊也，吏不得人，谷贱不籴，谷贵不粜，反为民害。况青苗钱之法不及常平远乎？昔太宗平河东，轻民租税，而戍兵甚众，命和籴粮草以给之。当是时，人希物贱，米一斗十余钱，草一围八钱，民皆乐与官为市，不以为病。其后，人益众，物益贵，而司常守旧价不肯复增。或更折以茶、布，或复支移、折变，岁饥租税皆免，而和籴不免，至今为膏肓之疾。朝廷虽知其害民，而用度乏，不能救也。臣恐异日之青苗之害亦如河东之和籴也。”上曰：“闻陕西先已行之久矣，民不以为病也。”光曰：“家臣陕西，有自乡里来者，皆言去岁司擅散青苗钱与民，今夏麦不甚熟，而督责严急，民不胜愁苦。况今朝廷明有指挥，彼得公然行之乎！司本以聚敛为职，取之无名，犹欲掊克，况今取之有名乎？彼干当青苗钱者，至陛下前云，百姓欣然赖此钱以为生者，皆由其口所言耳，臣所闻者民间实事也。”惠卿曰：“光所言者，皆吏不得人，故为民害耳。若使司、州县皆得其人，安有此弊？”光曰：“如惠卿之言，乃臣前日所谓有治人无治法，当急于求人、缓于者也。”司马光太熟悉专制主义贪婪本了，在青苗法实行之初，他就预计到青苗法在全国推行必将产生与河东和籴、陕西青苗法同样的流弊，诸如督责、聚敛等等。这一点，不久就得到实。熙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神宗的诏书不得不承认官吏“追呼、均配、抑勒，翻成骚扰”的事实。二月初一，三朝宰相、河北四路安抚使韩琦也上书神宗，披露了河北在推行青苗法时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官府规定了乡村五等户所借青苗钱数，并且户等越高借钱越多。可笑的是，官府还将青苗钱借给了坊郭上户，这些人户原来都是放贷者，现在却要被迫接受官府的青苗钱并付出利息。官府如不抑配，他们是决不会自愿请领的。第二，提举常平司要求各县在人户不愿请领青苗钱时，必须结罪申报，由提举司派员劝说，如劝说后有愿请者，则知县等就要受到处分。韩琦认为这样地方官怕担干系，势必要强行发放青苗钱。第三，官吏还将有物力人与近下贫户编为一保，并以前者为甲头。这样，在贫下户不能归还青苗钱时，甲头免不了要代赔。第四，青苗利息也绝非原定的二分，而是三分。第五，青苗钱是夏秋两次发放、送纳，如果夏秋连续受灾，农民无力偿还，贷款势必无法收回，有资就必将流失。凡此种种，都违反了青苗法的本旨，即“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的精神。韩琦所反映的问题，引起了神宗的重视，次日，他把奏疏交给宰辅们传阅，并对他们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审，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强与之乎？”神宗的动摇，对王安石的打击是很大的，次日，他便“称疾家居”。此时，神宗指示宰辅除苗法，宰相曾公亮、陈升之欲立即执行，而副相参知政事赵抃却想等王安石复出后，让他自己废除，连日来为此争论难决。王安石听说要除苗法，便愤然上书辞职。神宗并无罢免王安石之意，他让翰林学士司马光连写两道答诏，挽留王安石。在第二道答诏中，有“士夫沸腾，黎民骚动”语，安石见状大怒，上章自辩。而神宗此时派出去了解青苗法的两名宦官回来说，百姓愿请青苗钱，又无抑配的现象，神宗轻信宦官所言，立场又倒向变法派。在变法派人物韩绛、吕惠卿的劝说下，神宗亲自起草诏书，向王安石道歉，请王安石复出主持新政。
二十日，司马光为了挽回局势，向神宗呈上了《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在疏中，司马光说：“彼言青苗钱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少位卑，倚势作威，陵轹州县，搔扰百姓，止论今日之害耳。臣所忧者，乃在十年之后，非今日也。”司马光为何这样说呢？他认为青苗法随户等抑配，又令贫富相兼，编为保甲，一有歉收，贫户二税尚且无法缴纳，更不要说偿还青苗钱的利息了。这样，富户要代偿同甲数家欠负。春债未，秋债复来。结果是贫者既尽，富者亦贫，十年之后，富者也不会有几家了。司马光担心这样下去，万一爆发战争，所需粟帛军需从何而取。其次，司马光认为常平仓能确保“谷贱不伤农，谷贵不伤民。民赖其食，而官收其利”，是保社会稳定的良法。当时全国常平仓有钱谷一千余万贯石，如变法派一旦将它作为青苗钱放散尽净，那么，如有丰年，将用何钱平籴；如有灾年，将用何谷救济？因而，司马光认为“散青苗钱之害尤小，而坏常平仓之害尤大”。，司马光认为内库是“祖宗累世之所蓄聚，以备军旅之用”的，推行均输法已调拨了三百万缗，散青苗又动用数千万缗，还有的新法，如果这样动用下去，内库总有要空。十年之后，富室既尽，常平已坏，内库又空，万一内忧外患并至迭来，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因此，司马光请撤销条例司，废除提举常平之职，恢复常平法。青苗钱已散出去的，于丰收之年追回本钱，不取利息。但是，此时神宗已听不进司马光的意见。次日，让王安石复出主持新政。并且将韩琦的奏章交付制置条例司，令曾布撰文逐条加以批驳，布告天下。韩琦以言不见听，上疏请求解除河北四路安抚使之职，只领大名府路。王安石为了打击他，立即批准。此时司马光与宰相曾公亮、陈升之也纷纷称病求退。
尽管司马光等人未能阻止青苗法的推行，但是，常平仓法由于司马光等人的力争还是保存下来了。在熙宁三年五月丁未颁布的诏令中，神宗要求各地除了做好青苗钱的发放外，还要“每年相度留钱谷，以备非时赈济出粜”。因而，熙丰变法时期所实行的是常平仓法与青苗法并存的政策，这是司马光等人努力的结果。但是，由于官员观望风旨，谁人肯于此时卖力地推行常平仓法呢？因而，并行之旨不过是具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