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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 2016年中国好书获奖作品
  • 荣获“2016中国好书”。中华书局出版。张国刚教授以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宽度、贯通古今的思维高度, 洞见历代经世...
    • 作者: 张国刚著
    • 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 出版时间:20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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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 张国刚著
    •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 出版时间:2016.08
    • 装帧:平装
    • ISBN:9787101119473
    • 版权提供:花城出版社

    荣获“2016中国好书”


    1.当代大家讲读历史名著。

    1)张国刚教授潜心研究《资治通鉴》数十年,以学者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反思力来探讨《资治通鉴》留给后人的历史智慧。

    2)从原典出发,以学者的史学功力解读传统经典,以士人的经世情怀关照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2. 讲解传统文化的新高度:中西文化比较的大视野 贯通古今的宏阔思维。 

    1)张国刚教授是著名的中古史研究专家,也是国内中西文化关系研究的先驱大家。中西会通的学术大视野下谈中华传统文化精髓,新意迭出,耳目一新。

    2)精心选取二十个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点,从春秋前期的三家分晋到大唐盛世的终结,通贯历史,联动古今。

    3. 面向大众的通俗讲法,把浩繁的古典原著浓缩为大众乐读的智慧精华。

    1)以讲故事的形式,用通畅浅近语言,向大众讲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有学者的高度、思想的力度、面向的广度。

    2)文本贴近《资治通鉴》原典、解读贴近日常生活的大众历史读本。

    3)一本书读懂《资治通鉴》的同时,也明白了为什么*会读十七遍《资治通鉴》,为什么曾国藩会认为《资治通鉴》是一本极好的经世治国之作,为什么历代大学者会认为《资治通鉴》是“必不可无之书”。

      张国刚教授潜心研读《资治通鉴》数十载,以纵横东西文化的视野广度、贯通古今历史的思维深度,精心选取《资治通鉴》中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二十个关键点,以现世眼光审视传统文化精髓,追寻政治得失、王朝兴衰之迹,探究修身齐家、经世治国之道。

      《<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从《资治通鉴》文本出发,观照影响家国大政之关键节点,言简意赅地讲述由春秋三家分晋至大唐盛世终结的中国历史,书中不乏忠于原典的历史场景再现、人物言行钩沉,更有张国刚教授独到深刻而妙趣横生的分析讲论,令一部体量浩繁的古典巨著一变而为精简通达的大众历史读本,堪称当代大家解读历史名著的经典之作。

      张国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为联邦德国洪堡学者,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史、中西文化关系史的研究。为清华大学本科生、学堂在线网络课堂以及社会各界讲授《资治通鉴》,颇受欢迎。2014年被评为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主要著述包括《唐代藩镇研究》《佛学与隋唐社会》《唐代家庭与社会》《中西文化关系史》《文明的对话:中西交流史论》《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等。

    导论/1

    第一讲 三家分晋/1

    历史自古分分合合。三家分晋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领导者的基本素质和领导能力是带好队伍,不光自己要谦虚谨慎地处理国务政务,而且要让人愿意跟你走,愿意为你做事。同时,一个真正优秀的人才,应该比别人更加谦卑。有担当、有事业、有未来的人,尤其将来可以成为领袖的人物,应该比别人更自律。

     

    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不是完全靠主观努力就能够解决的,如果不能因势利导,随机应变,很可能就要碰壁。所以既要目标坚定,又要步履稳妥,这是成事者应有的风度。

     

    一 智伯覆亡/7

    二 魏国崛起/11

    三 吴起悲剧/17

     

    第二讲 商鞅变法/25

    商鞅变法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它不但奠定了秦国统一的制度根基,而且对之后两千多年中国的政治、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谭嗣同说过:“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毛泽东也讲:“百代都行秦政法。”

     

    商鞅变法提倡的价值观,即不断地努力工作就能改变自己身份的观念,把大家的欲望都释放出来了,对成功的欲望,对财富的欲望等。如何掌控这种欲望,就成了贾谊《过秦论》及后世执政者一直在探讨的根本要旨。

     

    一 去魏投秦/28

    二 立信变法/30

    三 商鞅之死/36

     

    第三讲 纵横捭阖/45

    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中,至少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一是著名的远交近攻,二是不拘一格延揽人才。秦王嬴政启用了很多从六国投奔来的人才,这些人才能够真正把握到六国的命脉所在,让秦国的统一大战略得以顺利展开。

     

    战略的制定是一方面,战略能不能落地起作用,还要看领导层是否贤明,同时对方君主是否“配合”。六国领导层比较昏庸,往往“配合默契”地帮助秦国实施其谋略。

     

    一 南取巴蜀/48

    二 远交近攻/52

    三 逐客风波/56

    四 破坏人才/59

     

    第四讲 千古一帝/67

    商人吕不韦发现秦国质子异人“奇货可居”,几方斡旋,将异人推上太子的宝座。从别人的需求出发,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就是吕不韦的成功之道。

     

    秦王嬴政是个顾全大局的人,他能改过迁善,能使用不同类型的人,并让他们各尽其才,所以成就了千古伟业。但他没能在制度上设计对权力的制约机制,没能建设发展大一统国家的配套软件,成了后世君王的反面教材。

     

    一 奇货可居/69

    二 赵姬身世/73

    三 茅焦之谏/77

    四 始皇功过/81

     

    第五讲 亡秦必楚/93

    刘邦起兵之初,一无家世,二无德行,却凭借强大的人格魅力赢得张良等人的追随。在入咸阳之前,刘邦拥有什么呢?一是一支独立的军队,二是仁义甲天下的江湖声誉。

     

    整个战争,项羽都在自己打,谁也打不过他;而刘邦却自始至终在下一盘棋。刘邦最大的本事,在于他会用人,这是他成功的关键。

     

     

    一 高祖起兵/97

    二 先入关中/100

    三 鸿门宴/107

     

    第六讲 楚汉之争/115

    在与项羽的对抗中,刘邦实际的工作是建立统一战线。他一直在争取团结所有跟项羽不和的人、过去反对项羽的人,以及自己部下能够跟项羽单独作战的人。

     

    项羽长叹“天之亡我,我何为渡”,看上去是英雄气概、杀身成仁,但从领导者素质的角度讲,这是在逃避责任、逃避奋斗。

     

    一 汉王拜将/118

    二 陈平献计/123

    三 韩信将兵/129

    四 垓下之围/133

     

    第七讲 西汉开国/137

    刘邦建国后,花了相当大的气力来解决功臣问题。对异姓诸侯王,刘邦未必一定要在肉体上消灭他们,但首先要考虑的是他们不能危及国家安全。刘邦封赏功臣昭示了两个问题,一是开始重视文治,二是塑造以忠诚为第一的价值观。

     

    汉承秦制立国,但没有用苛严的秦政,而是与民休息,无为而治,尽量为百姓创造自由宽松的环境,让他们去创造财富,是为“文景之治”。

     

    一 汉承秦制/139

    二 兔死狗烹/145

    三 封赏功臣/150

    四 诸吕之乱/157

    五 文景之治/162

     

    第八讲 汉武大帝/169

    汉武帝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对外开疆拓土,儒外法内,王霸杂用。他一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另一方面在实际选拔人才中,又不拘一格,注重实际干才。

     

    汉武帝熟谙权变之道。原则、制度是不变的,而社会和世事是不断变化的,两者之间难免会有不契合之处,采取变通的措施和做法,以权变之道来处理,是最好的选择。

     

    一 金屋藏娇/172

    二 汉家故事/173

    三 武帝功过/179

    四 巫蛊之祸/181

     

    第九讲 昭宣中兴/187

    从昭帝霍光辅政到宣帝亲政,其间的四十年,史称“昭宣中兴”。霍光没有文化,没有战功,仅依靠谨慎、机敏爬到了人臣权力的巅峰,体现了他的政治魄力。但当他的权力大到没有什么可以制约的时候,自我膨胀使他听不进任何人的建议,自己不知进退,又疏于对家人的约束,最后满盘皆输。

     

    一 霍光辅政/189

    二 宣帝继位/195

    三 霍光之死/197

    四 祸萌骖乘/203

     

    第十讲 王莽始末/209

    王莽在时代理论营造的氛围中,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在万人推戴下,和平演变登上了帝位。有道是,风光的背后,不是沧桑,就是肮脏。王莽手上的权力,是肮脏的。

     

    西汉在王莽的禅让中,寿终正寝;王莽在他自己推行的改革中,也灰飞烟灭了。王莽没有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能力,却设法坐到了皇帝的位子上,既是民族国家的灾难,也置个人于危险的境地。

     

    一 纯儒起家/211

    二 万人拥戴/215

    三 新莽改革/219

    四 王莽末路/222

     

    第十一讲 光武中兴/229

    南宋的陈亮认为,中兴之盛,没有能超过光武帝的,他的功业之大、成效之高,不光是靠天命,也靠人的谋略——“有一定之略,然后有一定之功”。

     

    刘秀是个宽厚的人,也是个精明的人。精明用在大事上,厚道用在小事上,无论精明还是宽厚,刘秀都是从事业的需要出发的。

     

    一 少年有志/231

    二 榻下之对/233

    三 刘秀立国/238

     

    第十二讲 士风矫激/251

    桓帝和灵帝时期,宦官掌握着朝廷大权,士人羞与为伍,却又与之争权夺利。他们实现自己政治和经济诉求的途径,是利用舆论工具: 第一批评时政,评骘公卿;第二互相抬高,激扬名声。

     

    东汉的士人们标榜自己的行为是为了伸张社会的正义,但实际上这种行为背后潜伏的却是自身的政治诉求和经济利益。他们鼓动全社会疯狂,实际上无助于社会的进步。

     

    一 宦官专权/253

    二 清议名士/254

    三 党锢之祸/259

     

     

    第十三讲 曹操成败/265

    曹操是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很奸诈,《三国志》中的曹操很正面。如果历史上的曹操不是正面形象,少年李隆基怎么会以阿瞒自诩呢?

     

    年轻时就以睿智知名的曹操,有非常精准的审时度势的判断力,这使他在数次大事关头都能处理得当,未届不惑而雄霸一方。然而,一世英雄的曹操却也躲不过人性最低级的弱点——骄傲轻敌,他被之前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赤壁之战惨败而回。

     

    一 机警权变/267

    二 乱世奸雄/270

    三 成败关口/273

     

    第十四讲 刘备百折/275

    刘备在江湖上的美誉度,随着他一次一次兵败而不断提升。仁厚,是他的智慧所在。在困境中求生存,借力发力,则是他仁厚之外坚忍、通权变的特征表现。比起曹操的雄才伟略,刘备确实甘拜下风。然而他广播恩信,“折而不挠”,最终成就了一番偏安的霸业。

     

    一 江湖声誉/278

    二 困境机遇/280

    三 赫然寂灭/282

     

    第十五讲 孙权偏霸/287

    与父兄相比,孙权不善于挺矛操戈、冲锋陷阵,他的特点是能像越王勾践那样屈身忍辱、笼络人才。曹操说:“生子当如孙仲谋。”

     

    孙权善于识人用人,能够驾驭部下;也能把持自身,改过迁善,约束权力。但在古代权力结构中,长寿的帝王晚年往往恣意妄为,造成悲剧,孙权也没有逃脱这个宿命。

     

    一 父兄好汉/289

    二 任才善谋/291

    三 处世用人/293

     

    第十六讲曹魏国运/301

    与曹操的格局相比,曹丕实在相去甚远。继位之前发生的琐屑小摩擦,曹丕却在继位后用帝王的权力来实施报复,其格局可见一斑。

     

    曹魏政权,从曹丕到曹叡,片面接受东汉末年的教训,把权力集中于秘书,依靠秘书治国,导致了大权旁落,江山不保。在集权时代,领袖人物的才能和智慧,对国家安全和治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曹丕称帝/303

    二格局有别/307

    三曹魏之弊/310

    四明帝托孤/313

    五司马篡权/317

     

    第十七讲 西晋乱局/323

    东汉之后,国家分裂了近两百年才重现统一。司马昭之子司马炎作为西晋的开国皇帝,有统一之功。可是为什么统一之后只有三四十年,这个王朝就灭亡了呢?

     

    制度是否符合当前社会发展需要是一个问题,有没有能力强、合适的人来执行制度,是另外一个问题。在帝制时代,一个政权能不能找到优秀的接班人,对于王朝兴衰,非常重要。

     

    一 三分归晋/325

    二 继位风波/326

    三 八王之乱/329

     

    第十八讲 隋唐霸业/333

    从东汉末年董卓进京到杨坚统一南北,结束了中国历史长达四百余年的分裂。从入宫辅政到当上皇帝,杨坚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难怪清代史学家赵翼说:“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但古来失天下之快,也未有如杨隋者。短短三十几年时间,杨隋就被李唐取代。罢黜高颎、废黜太子杨勇改立杨广,是隋文帝政治由明到昏的转折点。

     

    隋末起兵的各个势力中,李密和李渊是最有实力的两队人马。开始是李密占优势,而最后却是李渊得天下。为什么呢?

     

    一 北朝政局/335

    二 杨隋代周/340

    三 罢黜高颎/344

    四 废勇立广/349

    五 二李得失/351

    六 天下归唐/355

     

    第十九讲 治世明君/361

    从马背到龙椅,唐太宗李世民认识到文治教化才能真正帮助他征服天下。他能知人识人,用人如器,各取所长而不求全责备,起用了大批人才辅佐他治国,这是他得以开创盛世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皇帝制度下,对皇权没有制度化的约束机制,因此,皇帝对臣下意见的准确判断和自我约束力,就显得尤为重要。《贞观政要》所讨论的重点并不是如何驾驭臣下,而是如何约束皇帝及其权力,这正是李世民超迈古今帝王的所在。

     

    一 文武治道/364

    二 治国用人/366

    三 克己纳谏/368

    四 律身“帝范”/370

     

    第二十讲 开天治乱/373

    开元盛世到底有多盛?在一幅欣欣向荣的盛世图景后,有没有藏着乱世的危机呢?

     

    唐太宗曾担心的守天下问题,在其曾孙李隆基身上得到了应验。晚年的唐玄宗,不仅做不到居安思危,在任贤纳谏上也犯了严重的错误,再加上对自我约束的懈怠,促使了“安史之乱”的爆发。大唐的辉煌一去不返。

     

    一 玄宗其人/375

    二 开元之治/379

    三 盛世危机/383

    四 浪漫天子/386

    五 盛世终结/391

     

    后记/393

    第三讲 纵横捭阖

     

      商鞅变法为秦国奠定了政治的制度基础,包括法律制度、行政管理制度、郡县制、基层乡里制度、军功爵制度、激励机制,以及各项经济制度。但是尽管如此,制度再好,如果没有高超的对外发展战略,没有切实的发展路径,要以西北一隅之地,单打独斗之力,吞并唇齿相依的山东六国,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六国合纵抗秦,对于崛起中的秦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怎么化解这些威胁呢?秦国有个外交战略,叫做连横。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合纵连横。合纵,是山东六国联合起来,对付秦国;连横呢,是秦破解合纵的方法。据说著名纵横家张仪,就是连横政策的首创者,他曾经用一些忽悠的手段来欺骗楚怀王,破坏了齐楚之间的结盟。但是连横只能破坏对方的结盟,六国并不会因此就消失,最后还是要靠军事力量来消灭六国。但是,如何选择打击的重点,打击的次序和策略又该怎样设计呢?这是秦国在连横政策之外,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资治通鉴》给我们展现了秦国对外战略的一个发展的路径,即他如何处理跟六国关系,如何选择打击重点等,这个战略有三次大的阶段性变化。

      第一个阶段是秦惠文王时期,采取避重就轻,攻灭巴蜀的策略,巩固好战略后方,不事张扬地发展自己的势力。

      第二个阶段是秦昭襄王时期,实行远交近攻,不断地蚕食诸侯的策略。

      第三个阶段就是秦王政了,即后世的秦始皇,他用收买、暗杀、离间等手段破坏六国人才,然后再实行各个击破的策略。

     

      一 南取巴蜀

      我们先讲第一个阶段:避重就轻,因势制宜。

      这个策略是在秦孝公死后,太子驷即位,即秦惠文王时期实行的。周显王三十一年(前338),秦孝公去世,年仅十九岁的太子驷即位,史称秦惠文王。秦惠文王在其老师公子虔等的煽动下,车裂商鞅,但是商鞅的变法依然继续推行。之前我们讨论过,在秦国人看来,这个变法不是商鞅创始的,而是秦献公、秦孝公以来一贯的政策,商鞅只是一个具有创新性的践行者。所以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继续推行对内修明政治,对外蚕食诸侯的发展路径。秦惠文王用魏国人张仪为相、司马错为将(司马错是司马迁的八世祖),连连攻打魏国、韩国,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秦国咄咄逼人,使六国陷入恐慌。

      周慎靓王三年(前318),韩、魏、赵、燕、楚五国合纵伐秦,齐没有参加,它实际上是躲在了背后。齐是那个时期山东六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史籍上是这么记载的:“巴蜀相攻击,俱告急于秦。”巴蜀就是今天的成都平原附近,如果具体说,就是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重庆这一带地方,巴是巴国,蜀是蜀国。这两个都是很古老的国家,但

    是由于偏远,中原的华夏诸族把他们称为夷狄———但是他们是夷狄之长。不但巴蜀打起来,蜀国国王还和他兄弟内讧。我们知道,秦这时候是离他们比较近的一个大国,他们都向秦告状,争取秦的支持。于是秦国内部就出现一个争论:是不是趁机把巴蜀给拿下来。司马错的想法是趁机拿下。张仪主张不如伐韩。到底是东向继续在中原攻伐韩、周(周王室在洛阳),还是往西南方向去打巴蜀,张仪和司马错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这不是两个人的意气之争,而是秦国的发展战略问题。所以秦王说,你们谈谈你们各自的理由。

      张仪陈述的理由如下:秦国在外交上应该这么来做,亲魏,善楚,下兵三川。三川是指韩国内郡,以该地有黄河、洛水、伊水三大水域而得名。亲魏、善楚,什么意思呢?就是跟魏搞好关系,跟楚搞好关系,来打韩国,攻它的新城宜阳这个地方,“以临二周之郊”。“二周”,就是西周、东周在洛阳这个地方有两个被分封的周王室,一个是西周公,一个是东周公。巴掌大的地方,却还把它分封了,叫二周。二周是周天子所在,有九鼎。九鼎是指天子的权力象征,兵临周室,就可以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不敢不听。张仪认为“此王业也”。就是说外交上,要跟魏、楚连横,在军事上要攻打韩国的心脏地带,政治上威胁周王室,这样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王者大业。他认为这种大动作,是秦国发展应该采取的战略。

      张仪认为“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就是说,如果你要想有名,你要在哪儿争呢?你要在朝堂上争。你在小偏旮旯里的巴蜀那里争,也不会出名。你要是争利呢,就要在市场上竞争。现在韩国的三川,周室所在的洛阳,就是天下之朝,天下之市,要争就争这里,而不是去争夷狄之地,“去王业远也”,去那里争,离开王者事业更远了。

      司马错断然反对,他讲出另外一番道理:“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什么意思呢?要富国,则要扩张土地;要强兵,则要富裕百姓;要统治天下,则广布恩德。三者俱备,那自然就是王了。可是你现在呢,土地小,势力弱,你要先从容易的事做起,不要急于去中原核心地带,搞出那么多响动。相反,攻打巴蜀不一样,巴蜀虽然僻居一隅,戎狄之中却是老大,它现在君昏政乱,兄弟相争,以秦国的力量去攻打,就像豺狼到羊群里去一样,很轻易就能得到。得到了这块土地,足以扩大我们的版图,足以富裕我们的人民。把它打下了,我们不需要费多大劲,不需要用多大兵力,这是何等的好事呢?攻打下一个国家,天下不觉得你贪,不觉得你残暴。相反,如果说是去打韩国,去问周鼎之轻重,弄得响动很大,不仅恶名远扬,还得不到实际好处。而且你打的地方,是天下不愿意看到的,谁愿意看到你去吞并韩国,甚至去吞并宗周呢。周是什么?周是天下的宗室,齐是韩国的盟友。如果周室和韩国知道要丢掉自己的版图,他们会通过齐、赵来跟楚、魏讲和,你不是想跟楚、魏来搞好外交关系吗,但这样反而促进他们六国之间合作,这就危险了。

      我们发现司马错讲的道理,其实就是闷着头发财,就是在你势力还不够强大的时候,你要避免成为众矢之的,你不宜攻击那个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你看,这不是两种发展路径吗?张仪的道理是,我们要成就王业,要抓关键的地方,宗周地区很关键。司马错的理由是,我们现在实力还不够,去打这么关键的地方,弄得响动很大,还得不到什么好处,但巴蜀不一样,我们拿下它还不招人嫉恨,能得到很大的实惠。

      比较两个人的方案,从秦国当时的情况来说,司马错的方针是对的。

      这使我想起中国古代一些讲谋略的书。特别是唐朝有个四川人叫赵蕤,是李白的朋友,他有本书叫《长短经》。他特别强调,一个道理、一个方案,没有什么对不对的,关键是看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我们平常说“得饶人处且饶人”“退一步海阔天空”,有道理吧?我们平时还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宜将剩勇追穷寇”,也有道理吧?那么到底是“得饶人处且饶人”“退一步海阔天空”呢,还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宜将剩勇追穷寇”呢?这就必须根据具体的实施条件来确定了。

      秦国在发展过程当中,到底是直取宗周,问二周之郊?还只是闷头发财,先把巴蜀拿下?显然司马错的方案,更切合当时秦国的实际情况。

      《资治通鉴》是这么写的:“王从错计。”错,就是司马错。秦王听从了司马错的这个主意,在周慎靓王五年(前316),就派人去打巴蜀了。不过带兵将领里除了司马错,还有张仪,他们拿下了巴蜀。巴蜀属秦以后,秦国就更加强大了。吞并巴蜀巩固了秦国的战略后方,富庶了秦国的国力,拓展了秦国的疆土,使秦国的国势,更上了一个台阶。

     

      二 远交近攻

      第二个阶段:远交近攻,各个击破。

      提出这个策略的,是秦昭襄王时候的范睢。继惠文王继位的秦武王(前329—前307),是个有神力的人,有一次,他与著名大力士孟贲,跑到二周之郊去搞举重比赛,问鼎之轻重。他去举那个鼎,虽然举起来了,但鼎太沉,他举着举着就举不动了,跌倒被鼎砸伤了腿,回家不久就死了。死时年仅二十三岁,武王没有儿子,秦国的王位空虚,几个兄弟就争起来。

      这时候赵武灵王用计把当时秦国在燕国做人质的公子嬴稷接回来,通过赵国送回秦国去。公子嬴稷就是秦昭襄王,继位时年十八岁。嬴稷的母后是宣太后,她本来是秦惠文王的妾妃。秦惠文王的王后支持别的公子,被昭襄王的支持者打败了。

      昭襄王的支持人是谁呢?就是他母后同父异母的弟弟魏冉。魏冉当时在秦国掌兵权。魏冉辅政期间,推荐并重用了名将白起。白起是战国的第一名将,东征六国,颇建功勋。秦国的国事蒸蒸日上,接连获得军事上的胜利。史学家吕思勉在《先秦史》上说:“秦之灭六国,盖始于魏冉。”司马迁在《史记》卷七十二《穰侯列传》里也说:秦之所以能够东向扩张,削弱诸侯,甚至曾称帝于天下,“天下皆西乡稽首者,穰侯之功也。”穰侯,就是魏冉。

      范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登场的。魏冉主持秦国的国政长达三十六年,此时秦昭襄王年逾五十了,可国政还掌握在母后宣太后和舅舅魏冉等手里,所以尽管魏冉功劳很大,秦王心里也不是滋味。范睢抓住了这个机会。

      范睢,本是魏国人,曾经跟随须贾出使齐国。齐襄王非常器重他,甚至想留下他做客卿,但被他拒绝了。须贾作为一个使者,不受重视,但他的随从反被齐国国王器重,他心里不痛快,怀疑范睢出卖了军情机密,要不然齐国怎么对他那么好呢?所以回去跟魏国相魏齐说这件事。魏齐也小肚鸡肠,他想:你出使齐国,齐王觉得你是国士,那你在魏国将来不就威胁我的相位吗?所以把范睢打得半死,扔到厕所里。范睢假装死去,收买了看守他的人得以逃走。秦昭襄王三十六年,范睢化名张禄,在好友郑安平的帮助下,随秦国使节王稽入秦,到了咸阳。

      范睢到咸阳以后,发现穰侯魏冉正在筹划着派兵打齐国的刚、寿。刚,是今天山东泰安市的宁阳县;寿,在今天山东省聊城市下面的阳谷县。秦国在陕西,齐国在山东,中间还隔着楚、魏、赵、韩等国。跑那么远去打齐国,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扩大魏冉的封邑———陶邑。魏冉的封邑在今天的山东定陶,这颇有以国家的名义去出兵自肥之嫌。

      所以范睢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上书秦昭襄王求见。求见途中,遇到了秦王的车马,秦昭襄当时要去永巷。永巷是一个僻静的通道,是宫女犯罪所囚禁的地方,是离宫的禁苑,是不能随意进入的。范睢故意往那去,永巷的人跟范睢说:“秦王马上来了,你赶紧避开。”范睢说:“秦国只有穰侯,只有太后,哪有什么秦王?”这话击中秦昭襄王的要害,所以范睢就被召入了离宫。

      我们看得出来,范睢其实是通过故作惊人之语引起秦王重视。后来从司马迁对这件事的评价,看出司马迁对此颇有点不以为然。

      范睢跟秦昭襄王讲,穰侯越过韩、魏,去打齐国的刚、寿地区,这不是什么好主意。你看看当初齐闵王,南攻楚,破军杀将,辟地千里,得不到尺寸之地。为什么呢?太远了,鞭长莫及。范睢接着讲,当初齐国去打楚,楚离他很远,最后得不到楚,而肥了韩、魏。你今天去打齐国的刚、寿,拿下来又怎么样?那么远,能得到吗?所以这不是一个好主意,是相国有私心。“今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得一寸,有一寸,得一尺,有一尺,这样地蚕食各国,秦国就会一天天地壮大。以秦国现在的实力,六国没有能抗衡的,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都没什么进步呢?

      就是因为战略有问题。如果远而交之,近而攻之,我们就能逐渐地蚕食中原地区,因为韩、魏就处在天下的中心,你要想霸有天下,必须首先控制天下的中枢,就是韩、魏。然后呢,楚国强,我们就以赵来对付楚;赵国强,我们就以楚来对付赵。楚、赵都掌控了,齐就一定在我们掌握之中。齐被掌握,那么韩、魏还有什么机会呢?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吞并了。

      这其实是个交替的战略:把近处控制住,然后威胁远处;远处受到威胁不敢援助,近处就被吞并了。对付近和远,在手法上是互相交替的。秦昭王说:“善。”以范睢为客卿,让他来参与掌兵事,这是公元前271年的事。这个时候穰侯逐渐被排挤出去了,不久就郁闷而死。

      我们要指出的是,仔细研究一下《资治通鉴》对魏冉主政这三十多年的记载,仔细看看《史记》的《穰侯列传》,就会发现,其实魏冉主持秦国国政的时候,他的东扩政策,并不是完全没有章法的,所以司马迁在《穰侯列传》中说“一夫开说,身折势夺而以忧死”,有点儿同情他。

      范睢提出的远交近攻政策,在魏冉主政时期,也在不同程度地践行着。魏冉主政三十多年,即秦昭襄王执政的前面三十多年,是秦国东扩非常有成效的三十多年。范睢利用魏冉主政强霸,秦昭襄王对他专政不满,用离间计取代了魏冉。然后把远交近攻的策略更明晰化。而魏冉只是在践行同样的策略时,忽视了秦昭襄王的感受。

      总之,范睢的策略,是交替运用刚柔两手,交替制服远近邻国,近的韩、魏,远的燕、赵、齐、楚。分三步走。

      第一步,蚕食三晋,控制魏、韩。这不仅壮大了秦国的声势,而且解决了东扩的基地问题,解决了后顾之忧。赵、楚,这个时候已经跟秦接壤了,赵在北边,楚在南边。真正不跟秦接壤的,是燕和齐。可以这样讲,韩、魏最近,赵、楚次之,燕、齐最远,而且齐是最强大的,也是最远的。

      范睢说,我们先掌控了韩、魏,就为进一步制服赵、楚提供了跳板。就以韩、魏为基地,联赵击楚,联楚击赵,控制了秦和齐之间广袤的土地,为进一步对付齐,这个最强大、也最遥远的国家创造条件,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制服齐国,使之对秦的蚕食行动不敢介入,再反过来巩固对韩、魏及赵、楚的蚕食结果,乃至最后把他们消灭,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

      总之,这不是简单的远而交之近而攻之,而是用交替的两手,就是说既打又拉,各个击破。这个策略在秦王嬴政时期,在李斯的辅佐下,又有了新的发展。李斯提出了一个收买对方、离间对方的管理团队、领导团队,破坏对方的人才的策略,这实际上是对范睢策略的进一步提升。

     

      三 逐客风波

      我们知道秦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去世时已七十五岁,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最长的国君之一。可以这样讲,在康熙之前没有人在位时间超过他。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秦孝文王,正式即位只有三天就死了,因为他父亲在位的时间实在太长了。秦孝文王的儿子,秦庄襄王(前281—前247),就是秦王嬴政的父亲,主政三年也去世了。三年以后,秦王嬴政继位就在秦王嬴政即位的那一年,李斯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咸阳。李斯是楚国人,年轻时在地方做基层小吏,觉得生活清苦,工作压力很大,又没什么油水,就想换工作。他念过书,所以就跑到齐国稷下学宫,向荀子学帝王之术。他的同学中有著名的韩非。他学成以后不想回楚国了,因为他觉得楚王很昏庸,而其他国家呢,没什么机会,只有秦国有发展,于是就到秦国去了。

      我们看看前面的商鞅,本来什么也不是,去了秦国,封为上卿;范睢,一介平民,到了秦国,成为国相。李斯也去了。李斯去的时候,是秦庄襄王三年(前247)。他先投奔吕不韦门下,不久,秦王嬴政即位了。李斯刚开始在吕不韦门下当门客,后来吕不韦觉得这个人很有本事,李斯也处处表现自己,就慢慢地提升为客卿,当过郎官,当过长史。这时候秦国的大权掌握在吕不韦手里。这时嬴政已二十多岁了,为了不让他掌权,赵太后和吕不韦一直拖着不给他行冠礼。

      始皇九年(前238),22岁的嬴政终于加冠亲政。他首先拿掉了嫪毐,清除了嫪毐势力。嫪毐是秦王母后的情人。然后除掉吕不韦,逼迫他的母后赵太后放下了权力。嬴政掌实权了。

      秦王嬴政即位后不久,曾发生了一件事。韩国的一个水利工程师,名叫郑国,被发现是个间谍。韩国离秦国最近,秦国老去攻打它,每次韩国被攻打后就割让土地。韩国受不了了,有人就给韩桓惠王出了个馊主意,派一个水利工程师郑国,到咸阳去游说:“秦国的关中水利条件这么好,但是还经常有旱灾、水灾,就是缺乏水利设施。你要兴修水利,我就是水利专家,我可以帮你修渠。”秦国当初拿下巴蜀以后,曾经兴修了都江堰工程。都江堰工程使成都平原成为粮仓,是世界水利史上的著名工程,是秦国的蜀郡守李冰父子主持的。那么这个好处,秦国人是知道的,所以就在关中修渠,这是嬴政刚即位的次年。每年发动数以十万的民夫修渠,因为修水利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拖住了秦国东进的步伐。修了几年后,郑国的真实目的最终被发现了,原来这个家伙借兴修水利之名,行“疲秦”之计,意在阻止秦国东征六国,所以他是一个间谍,秦国上下一片哗然。

      这件间谍案被闹出来,好像是偶然的,其实也有其必然性。为什么呢?因为秦国这个时候,已经是非常强大了。秦国的强大离不开客卿贡献,过去这些人确实有本事,也带来秦国的发展和辉煌,现在秦国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好像这些人的重要性,也就不那么显著了。加上外来人才对秦国本土的官员的利益有挤压作用,双方矛盾就更尖锐了。

      秦王虽然容许了郑国继续修渠,可是这件事对于秦国对外来人才的政策不能没有影响,因此,在吕不韦退休,秦王嬴政主持朝政后,大约是在本土官员的强烈要求下,嬴政发布了一个《逐客令》,解去所有在秦国任职的六国客卿的职务,驱逐出境,李斯也在其列。在这个情况下,李斯就写了著名的《谏逐客书》。

      《谏逐客书》是非常有名的一篇文章,他历数秦穆公以来秦国重用客卿的成就,特别是秦孝公以来,商鞅、张仪、范睢等辅佐秦君,变法图强的历史经验。认为“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这不是把人才往敌国推吗不是让这些客卿,到敌国那去就业吗?对秦国有什么好处呢?这就像授敌以兵器,资盗贼以粮物吗?秦王嬴政读到这篇《谏逐客书》,他幡然醒悟,马上召回李斯,取消《逐客令》。

      秦王嬴政审时度势,知错就改,收回成命,很有领导风范,李斯也由此得到重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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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论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中国的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古希腊则是一个哲学的国度,希腊人重视哲学和科学,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腊三杰名震古今。中东、北非(闪族来自北非)、南亚分别是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佛教的诞生地。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人最重视历史。在汗牛充栋的历史著作中,《资治通鉴》是最著名、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资治通鉴》的第一个特点是通。它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通史,可以说是大而通。它篇幅大、字数多、年代长。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宋太祖赵匡胤建国前夕,凡1362年,含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各朝的历史。全书正文有三百多万字,司马光参考了三百多部著作,对于史料矛盾或记载不清之处,还进行了比较、考订,撰写《考异》三十卷。为了编撰这部书,司马光和他的团队(当时著名史学家刘攽、刘恕、范祖禹等)前后花了十九年时间。元祐元年(1086)最终定稿,六年后刊行。现在通用的版本是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加入了元代史学家胡三省的“注”及有关附录,排印出来有六百万字。

      因为“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广为流传,这使得《资治通鉴》的总主编司马光成为一个妇孺皆知的名人。他编纂这部书,不仅出于自己的喜好和责任感,也和北宋前期提倡文治教化、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得失有关,所以这部书是“奉敕”编撰的。因此,《资治通鉴》这部书的第二个特点是正。不仅符合儒家正统价值观,而且内容通于大道,取材专取事关国家兴衰、民生休戚的重大事件和人物,其撰述目的是为了借鉴历史上治理国家过程中,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原名《通志》。神宗以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故赐名“资治通鉴”。

      正是因为司马光的经世情怀,铸就了《资治通鉴》的第三个特点是经世致用。全书按时间先后编次史事,但往往用倒叙、插叙或总结的方式,交代史事的前因后果。重要人物逝世,重大事件的得失,作者会有一段盖棺论定的评价,或者引据史书,或者用“臣光曰”的形式,使纷纭的历史事实与人物,呈现出系统而明晰的头绪。它的内容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尤其对于战争的记述,精彩纷呈,充满了辩证法,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提供给阅史者借鉴。写“四库提要”的馆臣评述《资治通鉴》“网罗宏富、体大思精”。曾国藩更向人推荐说:“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为什么曾国藩认为《资治通鉴》是最好的经世治国之书呢?因为这部书不光讲道理,还通权变。因为这部书不光讲道理,还通权变,即所谓“穷物之理、执圣之权”。一本书能讲清楚道理已经难得了,除了讲道理,还通权变,懂得讲操作,这当然是了不得。据说朱元璋就对《资治通鉴》情有独钟,清朝康熙、乾隆等帝王也都阅读通鉴学习治国之道,并作“御批”(读书笔记)传世。

      史书的价值可以从两个方面评价: 一个是史料价值,一个是史著价值。作为历史材料,《资治通鉴》的隋唐五代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作为史学著作,《资治通鉴》具有不可替代的阅读鉴赏价值。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评述《资治通鉴》“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清代史家钱大昕说:“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

      钱的意思是《资治通鉴》的取材多有超出正史之外者。这是因为司马光的史料选择确实还参考了正史之外的几百部著作,并为《资治通鉴》写了《考异》,对不同的记载进行考订。钱大昕的评价道出了《资治通鉴》搜罗史料求博、考订史实求真的特点。

      《资治通鉴》这部书得到了后世学者、帝王的交口称誉。王夫之写过一本《读通鉴论》,专门对《资治通鉴》记载的史实进行评点。王夫之认为阅读《资治通鉴》,知历代兴衰,明人事臧否,“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自淑,就是可以提升自己;诲人,就是可以与人分享;知道而乐,就是知道治国之道、为人之道、处事之道,而感到很愉悦、很快乐。所以自淑、诲人、知道而乐,就是我们学《资治通鉴》的宗旨,也是我们读《资治通鉴》要力争达到的三重境界。

      其实,历史就是前人在应对各种挑战后,给我们留下的一些经验总结。人生、民族、国家,都会有不同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不同的挑战,人们相关应对的措施、应对的办法、应对的智慧,所有的成败得失的记录就构成历史。读史就像看高人下棋,他们每走一步都留下来一些历史的印记,这就构成了一个棋谱的残局。我们熟读这种残局,我们就能下棋了;我们熟读历史,我们对人间的这些不同的挑战,就能做到心中有数。道理往往是抽象的,历史是具体的。抽象的道理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当中,就能使我们明白权变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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