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中国好书和文津图书奖 造房子

#在宋代山水画的意境里找寻当代建筑之路，于明清园林的哲思中探求传统文化之美 

著名建筑大师、普利兹克奖获得者王澍，以深厚传统文化学养、手作营造经验为基础，在一篇篇文字里，探寻中国传统的当代路径和东方美学的当代延伸。这不只是一本营造之书，更带领读者进入中国哲学的秘密小径，这本书关乎建筑本身，也连接东方美学的深邃空间。

*获普利兹克奖后，王澍首次成书，以朴素隽永的语言，讲作品、谈观念 

这是建筑大师王澍在获奖后的首次成书，收录了十多年来他*重要的建筑文化随笔。在书中，王澍谈园林的审美情趣、传统人文情怀，探讨传统文化的当代路径，更流露出对于现代城市建造的危机意识。

*知名设计师杨林青设计，精装四色印刷，大量精彩建筑摄影作品，充分展现建筑之美。 

本书由知名设计师杨林青担当设计，精装圆脊四色印刷，以书籍之美传递建筑神韵。

知名摄影师曾翰对焦王澍建筑作品，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的曲折回廊，宁波美术馆的入口，杭州中山路南宋御街的骑楼与小博物馆，宁波博物馆的瓦爿墙……多幅摄影展示建筑之美，更有拉页大场景展示建筑与山水、与世界的对话和关联。

“每一次，我都不只是做一组建筑，每一次，我都是在建造一个世界。我从不相信，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世界存在。”——王澍

本书是世界建筑*奖普利兹克奖得主、著名建筑大师王澍的建筑文化随笔集。

*10篇建筑文化随笔——从宋代山水画的意境，到明清园林的审美情趣，作者深入剖析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更以建筑的角度，从中探寻传统文化、东方哲学的美学价值。

*4篇建筑作品历程书写——王澍的著名建筑作品包括中国美院象山校区、宁波美术馆等，在本书中，从设计开端、建造过程，直至建成后续，作者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还原这些作品的诞生历程。从中，我们看到的是作者对于“好的建筑”以及“如何做出重返传统的当代建筑”的深入思考。

*6篇散文随笔 1篇对谈——作者漫谈个人经历、社会与人生，更触及当下人关心的居住空间等话题，大师的成长历程和人文情怀一览无遗。 

*本书从建筑出发，却不止于建筑，更是一本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当代性的著作。传统文化的当代性一直是这些年学界反复思索和讨论的重要课题，王澍以自己的学术素养，以及营造经验，构建出独特的关于东方美学的审美体系，也给出传统文化进入当代的路径，这对于当下有非常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王澍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东南大学、同济大学兼职教授，哈佛大学研究生院丹下健三讲席教授，香港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客座教授。

⊙ 1997年与他的妻子陆文宇成立业余建筑工作室，致力于重新构筑中国当代建筑的研究和工作，并体现在他的作品宁波博物馆、宁波美术馆、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位于杭州转塘）、上海世博会宁波滕头馆、垂直院宅（杭州钱江时代）、杭州南宋御街综合保护与改造等一系列作品中。

⊙ 2010年，和陆文宇获德国谢林建筑实践大奖及威尼斯双年展特别荣誉奖。

⊙ 2011年，获法国建筑科学院金奖。

⊙ 2012年，获普利兹克建筑奖。

⊙ 2012年，获《华尔街日报》评选的“全球创新人物奖”。 2013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百大*影响力人物。

自序

⊙ 素朴为家

意识

⊙ 造园与造人

⊙ 自然形态的叙事与几何

⊙ 走向虚构之城

⊙ 当“空间”开始出现

⊙ 营造琐记

⊙ 循环建造的诗意——建造一个与自然相似的世界

⊙ 隔岸问山—— 一种聚集丰富差异性的建筑类型学

⊙ 剖面的视野—— 滕头案例馆

⊙ 为了一种曾经被贬抑的世界的呈现

⊙ 走入树石的世界

语言

⊙ 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

⊙ 我们从中认出—— 宁波美术馆设计

⊙ 中山路：一条路的复兴与一座城的复兴

对话

⊙ 叛逆的征途

⊙ 触碰另一个世界的边缘

⊙ 精神山水

⊙ 重返自然的道路

⊙ 问答录：一个人需要多大的房子

尾声

⊙ 那一天

“目前在中国关于城市化的发展进程有很多显著的问题，是应该保持传统建筑还是应该仅着眼于未来？如同其它的伟大建筑作品一样，王澍的作品是恒久的，超越了目前城市化的难题，他的作品保留了当地的文化底蕴，同时也展现了国际化设计。”

——亚历山大·阿拉维那（智利建筑师，2016年普利兹克奖获得者）

“王澍的作品非常杰出，他的设计综合了雕塑性的力量以及当地文化的底蕴。他创新地使用了原始的材料和古老的符号，展现了极致的原创性和感染力。”

——扎哈·哈迪德（伊拉克裔英国建筑师，2004年普利兹克奖获得者）

、

“王澍的作品扎根本土并展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他证明了中国的建筑不全是平庸的批量生产和张扬设计的复制。”

 ——张永和（建筑师，普利兹克奖评委）

“近些年来，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的建筑试验场，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建筑拔地而起。王澍，这位49岁的优秀建筑师，怀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意，成功将中国元素融入新颖并受人注目的建筑中。”

——《时代》周刊

“王澍证明了中国文化土壤孕育了非凡的创意，几百年来中国文化一直与自然和谐共融。”

——汤姆士?普利兹克（普利兹克建筑奖暨凯悦基金会主席）

“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是国内大学里少有的，能让师生咖啡馆小酌、秉烛神游度夜，而毫无作息表压力的校园。”

——陈嘉映（著名哲学家）

“王澍,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执着践行中国本土建筑学理念，在这个歌颂城市化美好生活的时代，他是一位无畏的逆行者，提倡“向乡村学习。”

——《南方人物周刊》

自序  素朴为家

一

先从我的愤青时代说起。

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整个社会都充斥着一股很强的批判味儿。我在东南大学上到大二，已公开向老师们宣布：没有人可以教我了。

因为我已经把那些老师都看明白了。我开始进入自学状态。那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我们那个班被戏称为“大师班”，连每次作业不及格的学生都认为自己是大师的坯子，都坚信自己做得很好，跟老师辩论“为什么给我不及格”。当年那种学习状态是，你到夜里12点还会看到同学捧着一本黑格尔的书坐在楼梯上，一直看到凌晨3点还不回宿舍。大家都进入了自学状态。这跟高考恢复，大学重新开课不久有关，老师能教给你的东西其实非常有限。适逢新艺术新思潮，每个人都抓住机会用各种方式自学。

1987年我二十四岁，血气方刚目中无人，写了一篇很长的论文《当代中国建筑学的危机》，批判了整个近代中国建筑界的状态，从各位大师一直批到我的导师为止。大师名单里，当然有梁思成。那篇文章没有地方给我发表。当年我们那一代人当中，或许我想问题会更深入一些，更具探索性。很多人在批判，我则总在问一个问题：批判完了我们做什么？是不是经过批判，经过这种所谓的革命就真的能诞生新的价值观或者新的事物？那时我就并不肯定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这种对于“建设性”的觉醒，源于我在大学一年级时遇到的校长和恩师钱锺韩。那是一个让我永生难忘的人。

整个学校有九个系，刚进校时每个系要派一个学生代表去听校长训话。我很幸运。其实至今也没弄清楚为什么他们选了我作为建筑系的学生代表。钱锺韩校长是钱锺书先生的堂弟，是那个年代很特殊的人。他在欧美游学七八年之久，但没有在任何一所学校读完过，也没有取得任何一所学校的学位，他的时间主要花在了各个学校的图书馆里。

他回来后搞出了一个“钱氏定理”，用一个定理就变成了一位大家都非常尊重的学者。他那个年代会出这样的人。他在给我们训话的时候，主要是在教我们如何向教师挑战——“你们不要迷信你们的老师；你们的老师可能前一天根本没有备课，你要认真准备的话，你用三个问题，一定会问到他在台上下不来的”—— 他认为只有进入这种状态的学生才是他认为的好的学生，而不是那种听话的、拿高分的学生。

刚入学就有人来指点你，这是很幸运的事。所以我到后来胆量很大。

记得在大三，我曾向老师提出画那种彩色的商业效果图的问题：为什么每个作业都要以它来结束。在我看来它基本上就是骗人的，是纯商业的，是用来博取甲方的喜好。那时商业刚有了点苗头，还没发生，但我意识到这个东西已经是这样一种性质。所以我向老师说我拒绝画这个图。老师当然很愤怒。后来事情闹大，老师们说：“你们派几个学生代表到教研室来谈判。”我带了四个学生去谈判。结果就是，教师们开放了，同意学生可以用任何形式来表达，不再限制学生必须要画这样的图。对学生做这样的开放，那可是这个系历史上第一宗案例！这是我们通过斗争获得的。还发生过很多类似的事儿，以至于凡有此类事发生，系里一定会将源头归结为我。

硕士毕业时，我的论文答辩全票通过，学位委员会最后却没有给我学位。“这个学生太狂了！”之前已经有人给我传话，告诉我若不改论文就没有可能获得学位。我的论文题目是“死屋手记”，明显是在影射我们学校建筑系和整个中国的建筑学的状况，有人对我说中国建筑学其后二十年发生的事都已提前在我那篇论文里讨论了。我一个字也没改，离开学校前影印了五本放在学校阅览室。后来的很多学生都翻过，但当时我们的老师基本看不懂。

二

十年后的1997年，我参加东南大学八十周年校庆，当年系里的一位青年老师见到我，说：“你这个人变化很大。你一点儿也不酷啦！”我问：“我原来怎样？”

“原来啊，你在东南的时候，每次当你从走廊走过来，我们都感觉不是一个人走过来，而是一把刀走过来，那把刀是带着寒风的，大家会不自觉地避开。”

十年，正是妻子对我的改变，让我变得温润平和了。我写硕士论文时已经与我妻子认识。她对我的影响深远而又无形，其实到今天为止，我当年的那种劲儿还埋藏在很深的地方，但是你能感受到它的外面已经很亲和和圆润，不那么危险、不那么生硬了。但它真正的那种力量并没有丧失，反倒多了很湿润、温暖的东西。

这种蜕变你很难自己知道。有一天（2007年），妻子站在我新完成的建筑（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1）面前，对我说：“别人不喜欢很难的，因为它有很温暖的东西让你感觉到你会爱上它。”我就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个变化真的很大。那已是又一个十年过去。

实际上，这种感觉对我来说，我觉得像是苏醒。可能在我童年，再小一点儿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接下来你经历社会的巨大的变动，和青年的愤怒阶段，很多新的思想接进来，融合完了你会发生一次蜕变，蜕变之后你还能回到你一开始的那个原点。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这个原点，它是一种普通的生活，但又不是平庸的生活。

做象山校区项目，让我有了一种全新的角度来看我以前所经历过的。比如，我觉得象山校园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我童年的回忆。

我的童年正好是上世纪70年代初。时有武斗发生，只好停课闹革命。我随母亲在新疆，母亲工作的那所学校，因为停课，整个校园被开垦成了农田。我和那些老师一起变成了农民。白天劳动，晚上农民们会聚一起喝着云南来的上好普洱茶和咖啡。我们谈普希金，谈鲁迅，谈很多中国的外国的事情。现在很多人回忆那个年代就很愤怒很伤感不是吗？因为那是很可怕的年代。但当时间过去，有一些其他东西会被你看到，我当年不过是一个小孩，在一个小孩眼里，我看到了我该看到的东西。

我喜欢那种跟土地的关系。辽阔的土地，土地的气味，庄稼的种植过程，种植与收获，我都有极大的兴趣参与。我在七岁时已经为家里挑水。新疆的水桶是最大号的，洋铁皮的，从我们家到水井有400米路程，第一次挑我只能挑半桶，因为容易洒出来。慢慢地越来越有技巧。夜里去挑的时候，也一个人在水井上摇辘轳。冬天摇辘轳，脱掉手套，一贴上去那个铁辘轳会把手上的皮粘到手柄上，皮掉下来就会剧痛。但我仍然每天在做这件事。想想我是一个蛮奇怪的小孩，挑水挑到会觉得这是一种自我磨炼。重复，重复，重复。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是很累的活儿，不想干”之类的话。我喜欢挑水，而且我能体会到挑水过程中的那种快乐。

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大概是由于我看书很早，挑水的路上我就会想书上的内容。当时大家都看不到书，而我太幸运了，母亲被临时调到自治州做图书馆管理员，我可以进入书库看所有被查封的书。七岁到十岁的年月里，我就是这么乱看书度过的，包括大部分外国文学的翻译本和中国的古书（繁体版）。

我爱干活儿，估计还有一部分是源于天性。七岁以前，我跟姥爷在北京生活。他瘫痪在床上，身上会起皮疹，每天我都要做我姥姥的帮手，用很粗的盐，蘸点唾沫，用手给他全身抹盐。家里的一些亲戚偶尔说起过去的事，告诉我这个躺在床上的姥爷原来是干什么的。新中国成立后他就被定级为八级木匠，那是工人的最高级别。后来公私合营后失业，不得不靠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做布景，赚俩小钱。

1960年的某天，姥爷干活儿时出了大汗，中午他躺在四合院的中堂里睡了一觉，给风吹了，就全身瘫痪。瘫痪后全家人把他照顾得特别好，他在床上躺了十六年后去世。我也算是曾经看护过他。如果讲支持的力量的话，这件事像种子一样，会埋藏在小孩儿的心里，待到合适的某一天它会发芽。就像我现在为什么要求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必须全部学木工，它已经在我主持的学院里发芽了。

三

我一向认为我首先是个文人，碰巧会做建筑，学了做建筑这一行，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出发，我看问题的视野就不太一样。

十岁后我迁到西安上学。开始没有校舍，全在帐篷里上课。后来一边用着临时借的校舍，一边建新校舍。新校舍是用工地的那种竹篷的方式搭的。我后来在这种竹篷学校上了两年学。帐篷学校和竹篷学校的经历，让我知道学校原来还可以这样。

从小学高年级到高中毕业我都是班长。我从来不打架，但是谁也不敢打我。老师对我的基本评语是特别内向。这个班长也不管事儿，只是让大家看着他是每天最早到学校打扫卫生、冬天会早上6点半到教室烧火点煤炉的那个人。全班的黑板报我一个人出，每一期我都会办得让全校震惊，因为每一期都很不一样。这可能缘于我在新疆的生活环境。我的父亲和他朋友们在一个很棒的剧团里，都是演员。他们谈的是艺术和文学。我从那时就意识到什么叫创作—— 这就是，除了学习之外你知道什么叫文采飞扬，什么是文气。我那种文人的孤傲是早年就养成的。

认识妻子以后，抹平了大半。事实上她对我最大的影响，更是关乎心性的修养—— 比如一整天不干什么，人的心灵还很充满。

我晒太阳，看远山，好像想点什么，好像没想什么。我能这样度过整整一天。你能看到，春天，草变成很嫩的绿色，心里一痒。当我用一种缓慢的、松弛的、无所事事的状态来看它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无所事事是很难学的一门学问。但我逐渐学会了。无所事事时，突然间脑子里有东西闪过，站起来，一提手，把该画的东西画出来，再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憋着想，这样还是那样。

我们结婚后的第一个七年，我都是这样度过。说起来，这七年主要靠她的工资在养我，我打零工，偶尔挣一笔。她属于天然而然的人，工作对她来说意义不大，挣个工资嘛，她只是对她感兴趣的小事情感兴趣，比如去西湖边闲荡，去哪个地方喝杯茶，逛逛菜场或者百货商场，又或者去哪里看个朋友。问题是，我逐渐地能适应这样一个状态。

这种感受是来自心性的。关键是这个心性自然了，滋养了，你就蒙蒙眬眬发现，你想做的建筑，要传达那种文化里最好的状态和精神，想用一种很急的心态是做不出来的，用简单的模仿也没有意义。一个人的心性首先变化，看待人、自然，你真正的眼光发生了很敏感和很细腻的变化。你看进去了，又看出来了。你看下雨，看很长时间，雨怎么下，从屋脊顺着哪条线流下来，滴到哪里去，它最后向哪个方向走。你会对这种事情感兴趣。你就会想，有没有可能做一个这样的建筑，让大家清楚看到，雨是从哪儿下来的，落到那儿之后流到了哪儿，从那儿又流到了什么地方，每个转折、变化都会让人心动。

这不是靠看书的。在这个阶段，我看中国的书越来越多，但基本上我没有看过任何和建筑有关的书。这个阶段我称之为忘却。经过这七年，我发现了内心里最适合自己的东西是哪一种。我想讨论一个和生活最有关系的建筑：中国园林。白居易有三间平房，前面一小畦菜地，再用竹篱简单围一下，这中间就发生了变化。它一定是有什么在里面。所以可能从那儿开始，我任何一个建筑都是园林。不管表面上像园林的还是外表八竿子打不着的，都是。它已经用各种形态进入到我的建筑了。

这个七年结束之前，我用了半年时间在我们五十平方米的房子里造了一个园林。我做了一个亭子，一张巨大的桌子，一个炕，还做了八个小的建筑，作为我送给妻子的礼物。那是八盏灯，我亲手设计的，每一盏灯都挂在墙上。这个房子，如果说小的话，小到可以塞下八个建筑，它有多小呢？

在这些年里，我跟很多工匠建立了很好的友谊。我开始对材料、施工、做法变得非常熟悉。我亲眼看到每一颗钉子是怎么敲进去的，每一块木头是怎么制作成型的…… 彻底搞清楚这件事的全过程。我做后面的每一个建筑，可以说都是在对这件事极为了解和熟悉的基础上施行的。

基本上，我在追求一种朴素的、简单的、纯真的、不断在追问自己来源和根源的生活和艺术，我常自省—— 到现在我们都这么认为，还有些东西没有达到，还有些状态没有实现，都和自己的修养有关。

造园与造人

近几年，我一边造房子一边教书，身边总有几个弟子追随。我对他们常说的有三句话：“在作为一个建筑师之前，我首先是一个文人。”“不要先想什么是重要的事情，而是先想什么是有情趣的事情，并身体力行地去做。”“造房子，就是造一个小世界。”几年下来，不知道他们听懂多少。

每年春，我都会带学生去苏州看园子。记得今年（2006年）去之前和北京一位艺术家朋友通电话，他问我：“那些园子你怕是都去过一百遍了，干吗还去？不腻？”我回答，我愚钝，所以常去。在这个浮躁喧嚣的年代，有些安静的事得有人去做，何况园林这种东西。

造园，一向是非常传统中国文人的事。关于造园，近两年我常从元代画家倪瓒的《容膝斋图》（图一）讲起。那是一张典型山水画，上段远山，一片寒林；中段池水，倪氏总是留白的；近处几棵老树，

树下有亭，极简的四根柱子，很细，几乎没有什么重量，顶为茅草。这也是典型的中国园林格局，若视画的边界为围墙，近处亭榭，居中为池，池前似石似树。但我谈的不是这个，我谈态度。《容膝斋图》的意思，就是如果人可以生活在如画界内的场景中，画家宁可让房子小到只能放下自己的膝盖。如果说，造房子，就是造一个小世界，那么我以为，这张画边界内的全部东西，就是园林这种建筑学的全部内容，而不是像西人的观点那样，造了房子，再配以所谓景观。换句话说，建造一个世界，首先取决于人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在那幅画中，人居的房子占的比例是不大的，在中国传统文人的建筑学里，有比造房子更重要的事情。

有意思的是，讲座对象不同，反应差异巨大。对于国内学子讲，《容膝斋图》主要引起价值论的讨论。这当然重要，房子不先作价值判断，工作方向就易迷失。我也曾在美国大学里讲，讲座结束后那些美国建筑教师就很激动，说他们今天见到了一种和他们习常理解的建筑学完全不同的一种建筑学。

面对世界的态度比掌握知识的多少更重要。这让我又想起童寯先生。作为庚子赔款那一代的留学生，童先生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游历欧洲，西式建筑素养深厚。但留学归来，却有一大转折，全心投入中国传统建筑史，特别是园林的研究与调查中。治学方向的转变说明了思想与价值判断的大转变。刘敦祯先生在童先生《江南园林志》一书序中写道：“对日抗战前，童寯先生以工作余暇，遍访江南园林，目睹旧迹凋零，与乎富商巨贾恣意兴作，虑传统艺术行有澌灭之虞，发愤而为此书。”今日读来，似乎是在写今日中国之现状。不继承自然是一种摧毁，以继承之名无学养地恣意兴造破坏尤甚。

与后来众多研究园林者有别的是，童寯先生是真有文人气质和意趣的。博览多闻、涉猎今古、治学严谨、孜孜不倦固然让人敬仰，但我最记得住的是先生的一段话：今天的建筑师不堪胜任园林这一诗意的建造，因为与情趣相比，建造技术要次要得多。

“情趣”，如此轻飘的一个词，却能造就真正的文化差别。对中国文人而言，“情趣”因师法自然而起，“自然”显现着比人间社会更高的价值。人要以各种方式努力修习才可能接近“自然”的要求，并因程度差别而分出“人格”。园林作为文人直接参与的生活世界的建造，以某种哲学标准体现着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而文人在这里起的作用，不仅是参与，更在于批判。文征明为拙政园作的那一组图（图二），至今仍镌刻在园内长廊墙上，与拙政园的壮大宽阔、屋宇错杂精致相比，文征明笔下的拙政园只是些朴野的竹篱、茅舍，在我看来，就是对拙政园文雅的批判。事实上，在中国园林的兴造史上，这种文士的批判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正是这种批判，延续着这个传统的健康生命。而童寯先生最让我敬重的，除了一生做学问的努力与识悟，更在于其晚年面对一个浮躁喧嚣的年代，毅然不再做建筑设计，这使他几乎代表了近代中国建筑史的一个精神高度。我见过其晚年的一张照片，在他南京小院中，先生身穿一件洗得破出洞来的白色老头衫，双目圆睁，逼视着在看这张照片的我。而我则见他站在一棵松下，如古代高士图中的高士。中国近代建筑史上四个奠基的大师，梁思成、杨廷宝、刘敦祯、童寯，童先生是唯一无任何官职，在公共场合露面最少的一位，但他却可能是对我这样的后学影响最深刻的一位，不仅因为学问，更在于其身上那种中国传统文士的风骨和情趣。

我常猜想，童先生一生致力于园林研究，但生前却没有机会实践，心中定有遗憾，但若有机会，先生又会如何造园，更让我想象。或许从先生所撰《随园考》中可见端倪。随园主人袁枚，杭州才子，二十五岁（乾隆四年）中进士，三十四岁辞官，于南京造随园。园居近五十年，是中国文士中少有能得享大年，优游林下者。如童先生所考，袁枚所购是一废园，园主人姓随，故名随园。袁枚购得后，并不大兴土木，而是伐恶草，剪虬枝，因树为屋，顺柏成亭，不做围墙，向民众开放。和这种造园活动平行，袁枚“绝意仕进，聚书论文，文名籍甚，著作立身，四方从风，来者踵接”。有意思的是，袁枚正是因为和当时主流社会拉开距离，树立另一种生活风范，却真正影响了社会。如袁枚自述，其园不改名，但易其义，随旧园自然状态建造，并不强求。而在童寯关于园林的著述中，单独作文考证的，唯有随园。从中可以体会到先生对于造园一事推崇什么，隐含什么含蓄而坚定的主张。童先生文中特别提到，袁枚旷达，临终对二子说：身后随园得保三十年，于愿已足。三十年后有友人去访，园已倾塌，沦为酒肆。实际上，袁枚经营随园五十年，就有如养一生命。古人说，造园难，养园更难。中国文人造园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建筑学活动，它和今天那种设计建成就掉头不管的建筑与城市建造不同，园子是一种有生命的活物。造园者、住园者是和园子一起成长演进的，如自然事物般兴衰起伏。对于今天的城市与建筑活动，不能不说是一种启示。

造园代表了和我们今天所热习的建筑学完全不同的一种建筑学，是特别本土，也是特别精神性的一种建筑活动。在这个文化方向迷失的年代，不确定的东西最难把握，造园的艰难之处就在于它是活的。童寯先生1937年写到，他去访园，“所绘平面图，并非准确测量，不过约略尺寸。盖园林排当，不拘泥于法式，而富有生机与弹性，非必衡以绳墨也。”但我怀疑童先生的话，今日还有几个人能懂。造园所代表的这种不拘泥绳墨的活的文化，是要靠人，靠学养，靠实验和识悟来传的。某种意义上，人在园在，人亡园废。园在我心里，不只是指文人园，更是指今日中国人的家园景象，主张讨论造园，就是在寻找返回家园之路，重建文化自信与本土的价值判断，以我们这代人的学养，多少有点勉力为之，但这种安静而需坚持不懈的事，一定要有人去做，人会因造园而被重新打造的。

当然，谈论造园这种“情趣”之事，本不该这么沉重。中国历来多四体不勤的书生，李渔是我欣赏的另一位会亲手造园的文人，他的文章涉猎如此广泛，饮食、起居、化妆、造房甚至讨论厕所，讨论西湖游船上窗格该用什么文雅图样。他和袁枚相似，敢开风气之先，甘冒流俗非议，反抗社会，但敞开胸怀拥抱生活。这类文士是真能造园的，我们今天的社会同样需要这样一种文士去和建筑活动结合，但培养这样一种人，一种本土文化的活载体，恐怕是今日大学教育难以胜任的。

事情也没这么悲观，实际上，中国文化中的精深东西全有赖于人的识悟，从来就不是靠一堆人，而是靠不多的几个人根脉流传的。昨日下午，感觉写不出东西，我就和妻子去西湖边喝茶，看看湖对面如画远山，就想起朋友林海钟，知道他在湖边新辟了一个画室，打电话想去看看，电话那边，他已在富阳的山中散游。海钟年龄比我还小些，但性情温润逸旷，寒林山水在今天可称独步。我又想起另一位朋友吴敢，年龄也比我小，但书画鉴定已功力深厚。他曾评海钟小楷，说他能把毛笔尖上几根毛的感觉都写出来。所谓差以毫厘，谬以千里。又想到海钟有次对我说起他在国清寺山中写生，画着，就有点画出李成（五代宋初画家）的意思来。想到这些，心中就愉快，文人骨不绝，造园一事应尚可为。